（3）1978年後（第五帖﹕達賴與中國政府的較量）
來自美國國會的新的支持﹐以及西藏發生的示威和騷亂﹐令流亡藏人們下結論
﹕他們認為積聚了需要的關鍵力量﹐可以給北京施壓以達到他們政治自治的目標。
1988年4月﹐中國宣布如果達賴喇嘛公開放棄獨立目標﹐他可以居住在西藏（而
不是北京）。兩個月後﹐1988年6月15日﹐達賴喇嘛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in Fr
ance)對歐洲議會的講話中對此做出回應。這標志著他對返回西藏的條件的第一次公開闡述。其主要內容包括﹕ 整個的西藏(包括民族藏區和政治西藏)應該變成一個自治的民主政體﹐這個民主政體應於西藏人民為其共同福祉和保護自己及西藏的環境而統一的法治基礎上與中國共同建立。
中國政府應負責西藏的外交。西藏政府應透過其外事單位﹐在宗教、商業、教
育、文化、觀光、科學、體育和其他非政治事務上與外界發展並維持關系。西藏應該加入與這些方面有關的國際組織。
西藏政府應建立於基本憲法之上。這個基本憲法應該授權西藏的民主體制政府
……這表示西藏政府將有權決定所有有關西藏人民和西藏的事務。
由於個人自由是任何社會發展的真正根源和潛能﹐西藏政府應完全恪遵全球人
權宣言以確保包括言論、機會和信仰在內的這些自由。其中宗教是西藏國家認同和深藏在每一個藏人心中的精神價值的根源之一﹐西藏政府應特別加以保護和發展。
西藏政府應設立於拉薩﹐應該有一個經由民選選出的行政長官、一個兩院制的
立法機構﹐和一個獨立的司法體系。
西藏的社會和經濟體制應該取決於西藏人民的醫院﹐並特別注重提升全體人民
的生活水準。我們應該召開區域性的和平會議﹐以確保西藏的非軍事化。在和會召開、中立化和非軍事化達成之前﹐中國得在西藏維持數目嚴格限制的軍事設施﹐這些設施的存在應該完全為了防衛的目的。
達賴喇嘛表明他已準備好和中國就此建議進行談判﹐並宣布其談判小組成員﹐其中包括一名荷蘭籍法律顧問。
斯特拉斯堡建議不尋求完全獨立﹐但是它也不接受中國政治制度下的有限自治
。如其說它呼吁給西藏新的地位﹐還不如說它支持回到清朝統治下的自治權。達賴喇嘛可以接受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是中國應對西藏事務基本沒什麼權力。因為這份建議基本上早在1984年秘密會談中就已提交給中國﹐所以對中國而言沒什麼新東西。
但是﹐這次講話的重要性在於﹕達賴喇嘛第一次公開宣布﹕獨立是個不現實的目標﹔如果能夠按照他的意思完全自治﹐他願意接受西藏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一個勇敢的建議﹐這份建議在流亡藏人政治圈內掀起了波瀾﹐很多人批評它是背叛。
這份建議同時是個有效的政治策略。因為鄧小平和其他高官多次重復說﹐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現在這份建議把北京放在了一個困難的位置。顯然﹐拒絕這份建議會顯得北京不講道理﹐同時也提升了達賴喇嘛一個政治家的國際聲望──為了達成永久性的和平願意做出妥協。
起初﹐斯特拉斯堡講話將北京陷入混亂。從基本面上看﹐中國領導層並不願意接受這個妥協方案──達賴不提獨立而改為完全自治﹐但是這種自治比獨立少多少﹖
北京的強硬派認為這隻不過是達賴耍的政治手段﹐玩的文字遊戲。但是同時﹐內部也有意見認為﹐至少要給外部一種願意討論斯特拉斯堡建議的印象﹐因為它沒有要求獨立。
最後﹐在開始表現出一些興趣的信號之後﹐強硬派的觀點佔了上風﹐斯特拉斯堡建議被認為是獨立的一種隱蔽方式而被拒絕。
回顧一下歷史﹐不說中國怎麼可能允許成立一個大西藏﹐單說在中國當時的內部局勢下﹐北京怎麼可能讓藏人享有西方民主式的自由﹖達蘭薩拉在談判隊伍中包括了一名西方顧問﹐這不必要地刺激了中國﹐讓後者認為受到了外部幹涉。最終談判沒有進行。
在此局勢不斷惡化形成僵局之時﹐西藏第二大活佛──班禪喇嘛──於1989年
1月28日突然逝世﹐他的死給雙方帶來一個和解的機會。
中國方面希望打破和達賴喇嘛的僵局﹐由佛教協會邀請達賴喇嘛來北京參加班
禪喇嘛的葬禮﹐想借此機會讓達賴喇嘛和中國高層領導非正式地討論政治局勢。中國方面相信達賴喇嘛比他的那些顧問們更緩和﹐直接與達賴會面可能會打破僵局。一個例外的機會突如其來地出現在達賴喇嘛面前﹐他可以訪問中國﹐而不用理清那些復雜的政治問題。但是達賴喇嘛和其高官不願意接受這一邀請。流亡藏人的強硬派官員們擔心﹐在和中國高層面對面的討論中﹐達賴喇嘛可能會接受比他們所想的更多的妥協。他們認為目前的一切局勢顯然對他們有利﹐流亡領袖們勸說達賴喇嘛不去冒這個險﹐拒絕了邀請﹐並告訴中國佛教協會﹐他們已在達蘭薩拉（Dharmsａla﹐是印度北部喜馬偕爾邦的一個城鎮﹐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和駐地。因此﹐達蘭薩拉時常以“小拉薩“聞名﹔在中文語境中﹐達蘭薩拉往往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詞。）舉行了適當的儀式來悼念班禪喇嘛。後來很多人回顧起來﹐認為這是1978年後喪失的最重要的機會 。
其間﹐1989年西藏的局勢進一步惡化。拉薩的藏人繼續進行小的民族主義示威
﹐並在1989年3月5日釀成第四次拉薩騷亂。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終於認識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強硬手段來鎮壓動盪局面﹐走出了激烈的一步﹐在西藏宣布戒嚴。
1989年北京受到的另一個大挫折是達賴喇嘛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海內外的藏人都認為那是一個勝利──一個間接的但是強有力的聲明﹕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合法的﹐這是一個信號﹐全世界都在身後支持達賴喇嘛和中國的鬥爭。最後﹐1989年發生了天安門事件。盡管這一事件和西藏的形勢沒有直接聯系﹐藏人一般對所謂的“漢人”事務不感興趣﹐但是天安門事件無疑在中國激起了更強硬的政治政策。
到1989年底﹐北京在西藏的內外策略處於一片混亂之中。除非中國願意放棄西藏的直接政治控制﹐接受斯特拉斯堡建議﹐否則流亡藏人將繼續他們的國際遊說活動﹐鼓勵更多的西藏內部示威和新的國際譴責。達賴喇嘛重新奪回了主動權﹐他的國際建議成功地把局勢扭轉過來﹐北京在國際國內兩個戰場都處於被動防守。
北京對此的反應是采取更加強硬的民族同化政策。北京強硬派認為﹕毛澤東的漸進主義西藏政策（支持達賴喇嘛同時放慢改革速度）促成了1959年的叛亂﹔而胡耀邦的政策導致1987～1989的騷亂。很多官員強烈感覺﹐如果中國不停止“嬌縱”西藏反動分子﹐局勢會變得完全不可收拾。 中國政法委書記喬石（現在是人大委員長）在一次到拉薩的調查過程中的講話﹐揭示了北京的憤怒和沮喪之情。在拉薩召開的一次西藏政治協商會議上﹐前西藏政府和宗教領袖不滿當前的宗教、語言和經濟政策。
喬石的反應非常憤怒﹐對著這些前社會精英﹐沖口而出一些“階級鬥爭”的詞匯﹐這些詞匯自從1978年鄧小平上台就沒有聽到過了。喬石提醒他們﹐對於過去的錯誤﹐政府已經歸還了寺廟﹐並給予他們很高的社會地位。然後他辛辣地問他們還想要更多嗎──“你們想要我們怎麼做﹖”他說﹐“把你們的僕人還給你們﹐讓你們象舊社會那樣生活嗎﹖”
在1989年冬的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的緩和政策正式被放棄。領導層的總體感
覺是﹐北京對西藏的自由化條件﹐既沒有從拉薩人民那兒得到表揚﹐也沒能使他們死心塌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相反﹐他們增長的民族主義激情帶來了不安和騷亂﹐實際上弱化了中國在西藏的地位。這一失敗促使北京采取新的政策﹐提高西藏的安全。
新政策不依賴於贏得西藏當前的這一代人﹔北京認為﹐這一代人是毫無希望的反動分子。新政策定位為﹕不能指望達賴喇嘛在西藏扮演建設性角色。北京試圖拋開他來解決西藏問題。
更具體的做法是﹐北京派遣受過更好教育的人員（非藏人）進藏﹐來加強西藏黨
的領導﹐希望他們能夠更加有效地使西藏和藏人現代化。類似的﹐更大的努力放在教育藏族年輕幹部和在復興黨的各級機構──從上層到鄉村一級。當然﹐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不穩定區域增加了一些便衣和警察局﹐更新監視設備。這些措施的結果是﹐新的示威很快得到控制﹐有效制止其升級為騷亂。確實﹐自1990年戒嚴解除之後七年間﹐盡管有頻繁的示威﹐卻沒有發生一起新的騷亂。此外﹐實施這些控制措施沒有限制拉薩居民的日常生活──隻要拉薩人不從事政治活動﹐他們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可以自由地會見朋友﹐邀請喇嘛舉行宗教儀式﹐集會等等。
這種成功給了北京的領導人信心﹐無論藏人不同政見者（或者流亡藏人）搞什麼陰謀﹐他們的安全部隊都能對付。
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基石是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為基礎建設和提高生產力的發展項目撥出大筆資金﹐以此來加速西藏的經濟發展。這一政策尋求西藏和藏人的現代化﹐提高他們的收入﹐牢牢地將西藏和內地的經濟聯系在一起﹐以降低他們的離心力。為了有效地實施這一政策﹐北京決定西藏必須迅速發展。例如﹐1994年7 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三屆全國西藏工作會議宣布﹐西藏“急切需要發展得更快些”﹐制定了經濟計劃要求每年增長10個百分點﹐到2000在西藏1993的GDP 基礎上增長一倍。在1994年會議上﹐北京同時批準了總額達23.8億元（約合2億7千萬美元）的62個基礎建設項目。從某種程度上說﹐新的經濟政策取得了北京所希望的效果。大批藏人從經濟上受益﹐其他的把注意力從政治轉到新的經濟機會上來。
但是﹐這一政策也知道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經濟融合”的一個關鍵要素是﹐允許非藏民族（漢族合回族）自由地在西藏做生意。成千上萬的漢人和回人來到西藏﹐參與建設項目和開辦公司。隨著北京逐步提高資金投入﹐這一數字還在繼續上升。這一非藏人群是整個中國一個常見的現象的一部分﹐通常稱為“盲流”──也就是說﹐他們是一個地區（通常是農村）的常駐居民﹐但是暫時居住和工作在另外一個地區（通常是城市）。他們在他們工作的地方沒有“戶口”﹐因此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殖民者”﹐但是長年累月地住在那兒。
自中國於1984年至1985年間宣布要將“開放”政策擴展到西藏開始﹐作為經濟迅速發展的結果﹐這股人流不斷擴大。對於這一人群﹐西藏自治區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是他們極大地改變了拉薩的人口構成和基調﹐而且他們已經開始擴展到小的縣城。
如此多的非藏人在西藏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他們的到來將西藏的政治中心拉薩﹐變成一個非藏居民人數與真正的藏族居民相等﹐甚至更多的城市。
非藏人現在控制了當地經濟的各個層面的大部分領域──從街頭的自行車修車匠﹐到計算機店老板﹐到和中國內地做生意的大公司。
拉薩的很多藏人對這股洪流頗有怨言﹐他們認為應該制止或者嚴格限制這種情
況﹐因為西藏是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藏人而不是外來者應該是市場經濟新的增長的第一受益人。藏人們相信他們在經濟上無法和那些更有技能、更工業化的漢人和回人競爭﹔如果政府不介入﹐保証自治區居民的福利﹐他們將在經濟上和人口構成上不斷被邊緣化。這種言論認為﹐中國應該像樹立強大的貿易壁壘﹐阻止外國人控制中國的新興民族工業那樣﹐為西藏制定規章制度﹐阻止資金和其他優勢的中國人進藏﹐保護藏人。
北京否決了這種言論﹐堅持快速發展是第一位的。它拒絕禁止或者限制非藏工
人流入西藏﹐也不願為少數民族地區制定特殊的經濟保護法規。鄧小平本人強烈支持這一觀點。例如﹐1987年他說﹐“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區﹐地方大得很﹐單靠二百萬藏族同胞去建設是不夠的﹐漢人去幫助他們沒有什麼壞處。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漢人來判斷中國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問題﹐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
當然﹐北京不願意阻止這一人口流動﹐也有政治和戰略動機。大量的非藏人口在西藏居住和工作﹐這給北京一個新的強大的擁護中國的“支持者”﹐提升了西藏安全。盡快這些中國人並不認為自己是永久殖民者﹐每幾年都有不同的內地人居住在西藏的主要城市。就像很多美國人一樣﹐他們到一個城市去工作幾年﹐最後定居在這個城市﹔很多漢人也可能最後定居在西藏。因此﹐雖然北京無法勸說大部分藏人忽略達賴喇嘛﹐接受成為中國一部分最符合他們的利益﹐但是北京可以授權大量中國人定居在西藏。通過新的法案﹐給予“流動人口”有吸引力的補貼﹐誘使他們在西藏定居﹐以此來造成大批漢人的定居事實。（我記得2001年大學畢業時﹐學校號召我們去西藏“支邊”﹐去的同學可以被評為“先進畢業生”﹐去到西藏還可以得到一大筆“安家費”﹐而且據說那裡的工資是內地的兩倍。全校有多少畢業生去了西藏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們班有一個女生去了西藏大學教書。）
對於中國領導人而言﹐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期望這些中國人能給藏人帶來現代
思考和行為模式的范例﹐讓他們耳濡目染﹐逐漸仿效。基於其他少數民族的歷史經驗﹐北京領導人部分傾向於這種文化傳入過程﹐更“現代化”的漢人能夠打開藏人的思想和眼界﹐創造出新的﹐“現代化”的藏人﹐而這些藏人不會深受宗教和喇嘛的影響。因此﹐盡管北京意識到﹐其開放政策短期內會給藏人帶來傷害和痛苦﹐它覺得這是西藏社會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代價﹐長期而言它會獲得勝利。
但是﹐很多藏人﹐包括藏族幹部和知識分子﹐受到這一政策的傷害。在拉薩少
數民族幹部圈裡傳播的一個“黑色”幽默反映了藏人對中國政策的失望﹕
你知道[中國統治下]現代西藏歷史的四個階段嗎﹖
第一個十年(1950-60)﹐我們丟了土地[即﹐中國軍隊進入並控制了西藏]﹔
第二個十年(1960-70)﹐我們丟了政治權力[即﹐傳統政府被漢人主導的共產黨政府替代]﹔
第三個十年(1970-80)﹐我們丟了文化[即﹐文化大革命毀滅了宗教和其他舊的風俗]﹔
第四個十年(1980-90)﹐我們連經濟都丟了[即﹐開放經濟政策使得非藏人主導了自治區的經濟]。
北京還試圖通過教育制度來創建一個“現代化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一代藏人精英階層。當過農奴並且支持中國共產黨的老西藏人年事已高﹐有的已經作古。推翻農奴制後出生的並經歷過文革的西藏人被認為是毫無希望的反動分子。北京現在把重點放在培養新一代西藏人上。除了西藏的標準學校系統之外﹐1985 年開始了一個計劃﹐在中國內地省份建設特殊的西藏中學或者西藏班﹐並在1987年後擴大了這一計劃。今天﹐大約有10﹐000青年藏人在中國內地的這類學校中就讀﹐並有更多的在職業學校念書。
（我讀中學的時候﹐我們學校就有專門的“藏班”。高一時所有的藏族同學都在一個單獨的班裡﹐高二文理科分班時就把藏族同學插進普通的班裡了。我們高二時班裡有5個藏族同學。）
1994年﹐西藏開始了新一輪教育和黨的改革﹐尋求減少文盲﹐同時更嚴密地控
制教育內容﹐以使西藏學生不會接觸到微妙的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意識形態。同樣﹐1994年﹐下令西藏政府官員召回在達蘭薩拉念書的子女﹐停止在家中供奉達賴喇嘛的畫像。
這些變化造就了一批受過良好教育﹐宗教色彩淡漠﹐適應中國社會生活的藏人
群體。
北京的“強硬”西藏政策也延伸到語言等文化領域。藏人可以自由的穿著、說
、寫和用“藏語”生活﹐但北京現在不願實施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改變﹐擔心強化西藏的特性會將西藏和中國的其他部分分隔更遠。因而﹐中國不將藏語作為政府機構的標準語言﹔同時﹐北京繼續限制僧尼的人數﹐收緊重建寺廟的限制﹐並加強對現在寺廟的管理。所以﹐北京1989年之後的政策基本上重新定義了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自治。在很多領域﹐例如計劃生育﹐西藏仍存在特殊的補貼和優惠待遇。過去認為﹐因其歷史﹐西藏在中國有其特殊地位﹔現在則認為﹐西藏隻不過是多民族國家中的一個少數民族而已。西藏被看作是一個民族區域﹐隻要藏人願意﹐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生活﹐傳承﹔但是沒有什麼特殊的承諾要保証西藏的人口構成、語言同質性永遠不變。“民族敏感＂的政策被不那麼緩和的政策所代替﹐西藏現代化和建立新的“現代化”藏人優先。凡是強調西藏特性﹐將之和中國其他部分分隔開來的政策被否定﹐或者阻止﹐因為這和中國的國家利益相對立。
北京的強硬政策將達賴喇嘛置之不理﹐強迫他親眼目睹他視之為悲劇的一系列
世界。在一千多年有記載的歷史中﹐盡管有戰爭和征服﹐饑荒和自然災害﹐西藏仍然是藏人獨佔的家園。現在西藏以及流亡的藏人隻能看著它的逝去。達賴喇嘛繼續贏得巨大的國際同情﹐對西藏的本地藏人態度仍然有巨大的影響﹐但是他無力停止中國的新政策﹔因為這一政策（最少在短期內）不依賴於當地藏人的批準﹐國際社會也沒有提供實質性的支持。
於是﹐北京重新佔了上風。達賴喇嘛國際運動的勝利看起來越來越象出征舞一
樣的勝利。國際建議在西方贏得了巨大的象征性勝利﹐但是這些短暫的勝利不僅無法強迫中國接受他們的目標﹐反而促成了北京出台新的強硬政策﹐而這一新政策實質性地改變了西藏。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禪喇嘛在西藏逝世﹐中國政府同意選擇新的班禪喇嘛。因為此事和西藏有關﹐選擇過程應按照西藏傳統和規范﹐以確保新的轉世靈童在西藏的宗教合法性。同時﹐考慮到政治需要﹐北京需要在尋訪過程中明確反映中央政府在挑選轉世靈童上的權威﹐而且下一任的班禪喇嘛必須在中國找到。為了達到這兩個目標﹐北京的策略是﹐由前任班禪喇嘛主寺（紮什倫布）的喇嘛和僧官們組建一個“傳統的”藏人尋訪隊伍﹐授權他們按照古老的傳統習慣（夢境、預兆、形跡和尋找）來確定數個轉世靈童“候選人”﹐把候選人的名字寫在象牙簽上﹐放入“金瓶”﹐再在中央政府的見証下﹐從“金瓶”中抽出一支簽﹐此簽就確定正式的轉世靈童。這一金瓶摯簽的習俗起自1792年清朝皇帝乾隆。
北京一開始並不想有達賴參與﹐但是考慮到新任班禪喇嘛的合法性﹐後來試圖
和達賴喇嘛在尋訪上達成某種共識。（歷屆新班禪和新達賴都要經過在世達賴和班禪的認可﹐自乾隆皇帝後也要經過中央政府的認可。）此時北京的態度是﹐如果達賴喇嘛願意合作﹐當然最好不過了﹔但是如果達賴喇嘛不合作﹐中國也能在沒有他的情況下繼續。
達賴喇嘛也於1991年3月送了一封信給新德裡的中國大使館﹐說他願意在尋訪過程中提供幫助﹔從1990年到1993年﹐他的大哥嘉樂頓珠在不同場合勸說中國政府﹐讓達賴喇嘛參與進來﹐讓他派遣喇嘛到西藏幫助尋訪。
北京默許尋訪小組的負責人﹐紮什倫布寺的恰紮活佛和達賴喇嘛取得聯系。19
93年7月17日﹐恰紮活佛趁嘉樂頓珠訪問北京之時﹐托他轉送一封信給達賴喇嘛。這封信用了傳統的西藏手卷格式﹐提及達賴喇嘛時使用了最尊貴的措詞﹐信中向達賴喇嘛祈福﹐希望他幫助迅速選擇班禪喇嘛﹔也就是說﹐請求達賴喇嘛在選擇過程中的合作。
從藏人的角度看﹐達賴喇嘛認可信的班禪喇嘛至關重要﹐因此恰紮活佛繼續非
正式地和達賴喇嘛通訊。到1994年底﹐尋訪隊伍匯編了“候選靈童”列表﹐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將從中選擇﹔恰紮活佛給達賴喇嘛一封信﹐信中列出了25名候選靈童的詳細資料（包括照片）。他還通知達賴喇嘛﹐種種跡象表明﹐其中一名男童──根敦確吉尼瑪(Gendun Choekyi Nyima)──是真的轉世。﹔1995年初﹐達賴喇嘛檢查了這些資料﹐同意恰紮活佛的結論。2月初﹐達賴喇嘛給恰紮活佛回信﹐說他的占卜結果也確認了根敦確吉尼瑪。
由於恰紮已經獲得了達賴喇嘛對根敦確吉尼瑪的確認﹐接下來絕對必要的是﹐
他要獲得北京給該靈童的認可。他的計劃是﹐北京先正式承認該靈童﹐然後達賴喇嘛指出他也認為這個選擇是正確的﹐讓達賴喇嘛和北京都不失顏面。
中國媒體報道﹐1995年2月11日﹐恰紮活佛試圖勸說中央政府免除金瓶摯簽﹐向他們保証﹐根據藏族傳統﹐他在紮什倫布前任班禪喇嘛靈塔（宗教墳墓）前進行了抽簽﹐結果確定根敦確吉尼瑪是無可爭議的真正的轉世化身。然而他的努力沒有成功﹐1995年3月﹐北京要求恰紮提交三到五名候選人姓名﹐以供金瓶摯簽之用。
就在這個時刻﹐1995年5月14日﹐達賴喇嘛突然向世界宣布﹐他已認定根敦確吉尼瑪是新的班禪喇嘛。他的聲明宣稱中國政府在選擇上沒有任何權威﹐他說﹐“尋訪和確認班禪活佛的轉世化身是宗教事務﹐而不是政治事務。”
這一宣告當然激怒了中國政府﹐並使之感到難堪。北京曾試圖通過恰紮活佛和
紮什倫布寺﹐按照“藏族”的慣例來進行此事﹐甚至尋求達賴喇嘛的幫助﹔但是現在﹐被羞辱地扔到一邊﹐好像與整個決定過程毫無關系。達賴喇嘛向全世界展示﹐即使他身在流亡﹐他仍然能夠決定轉世尋訪的最後結果。
顯然﹐達賴喇嘛清楚地知道他的先發制人的宣布會激怒中國政府﹐他故意這麼做是要向北京和全世界顯示他在這一事件上極為重要的角色。但是從中國觀點看來﹐他的這一宣布是一個敵對的政治行為﹐旨在讓中國難堪﹔同時再次說明達賴喇嘛無情地追求在西方世界的名望﹐而不顧中國付出的代價。中國認為﹐達賴喇嘛再次在關鍵時刻藐視北京﹐並送出了一個清楚的信號﹐他不願和北京合作。
達賴喇嘛先發制人地宣布下任班禪喇嘛﹐這一決定至少可以說是政治上不夠敏
銳。就算北京最後選擇了另外的靈童﹐達賴喇嘛仍然能夠否決北京的選擇﹐說出自己認可的根敦確吉尼瑪。相反﹐如果北京也確認根敦確吉尼瑪﹐達賴和北京可以達到“雙贏”的結果。同時達賴喇嘛也可以給北京一個政治信號﹐表明他真心誠意地願意和北京合作﹐減少沖突﹐解決問題。理性上﹐達賴喇嘛知道他需要在北京有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不是華盛頓或者紐約﹐但是從感情上﹐他卻很難采取適當的措施達到這一目的。
達賴喇嘛的宣布置北京於困境﹐北京不得不決定是否挑戰達賴喇嘛（當然﹐也
是它自己的尋訪小組的）選擇。如果它同意達賴喇嘛的選擇﹐可能會給人印象﹐它隻不過是遵從達賴喇嘛的更基本的權威。但是﹐如果它不同意﹐並選擇了另外的靈童﹐那麼可能有很多藏人會拒絕接受這位班禪喇嘛的合法性。
北京花了5個月來決定這個事情﹐最後用金瓶摯簽選擇了另一名男童﹔中國政府
於1995年11月正式確認其為下一任班禪喇嘛。現在﹐就有了一位部分藏人不願意接受的11世班禪喇嘛﹔和另一位根敦確吉尼瑪。
達賴喇嘛及其支持者叫囂著攻擊這個決定﹐認為這個男童是個假的轉世化身﹐控告北京侵犯了西藏的宗教自由和達賴喇嘛的歷史特權。達賴還指控中國政府軟禁了根敦確吉尼瑪﹐說他成了中國最小的政治犯。而北京方面說根敦確吉尼瑪現在和他的家人平靜的生活在一起﹐不公布他的下落是因為他本人不願被外界打擾。
隨後﹐北京也加強了對達賴喇嘛的宣傳攻勢﹐使用更粗暴和侮辱的詞句。這一反達賴喇嘛運動持續到現在。許多中國人士相信﹐等待72歲的達賴喇嘛逝世﹐是對他們的“西藏”問題的最簡單的答案。認真的尋求和達賴談判並沒有多大好處﹐就更不用說做出很大的讓步了。北京對達賴喇嘛的信任達到了最低點。
同時﹐中國政府全力加快發展和西藏現代化政策。它希望無論達賴喇嘛和藏人
怎麼想﹐怎麼做﹐這一政策能夠鞏固其在西藏的地位﹐最終創造出新一代藏人﹐讓他們認為最合乎利益的就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即使這一點沒有成功﹐這一政策也會從根本上改變西藏的人口構成和經濟特性﹐因此﹐不能贏得西藏的下一代也不會減弱北京對西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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