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西藏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一帖）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共 產黨形成伊始﹐黨內接受蘇聯
領導﹐並接受蘇聯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區域應成為自治的共和國﹐有權脫離。但是二戰後﹐中國共 產黨逐漸擺脫蘇聯的控制﹐對民族地區的政策也轉變為中央集權制﹕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區域（而不是共和國）無權脫離。西藏被認為是這些民族區域之一。1949年後期﹐有了聯合國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承認﹐新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主要目標之一。
此時﹐西藏問題的解決也不比清朝覆滅時更容易。西藏軍事上衰弱﹐內部分裂
﹐但是從任何角度﹐西藏象個事實獨立的政體運作。西藏也未能獲得國際社會對其獨立聲明的支持。英國和印度（以及後來的美國）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個獨立國家﹐但是繼續承認法理上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目前很多對西藏當時政治狀態的疑惑﹐就來自這種西方的雙重標準。
西藏政府發現自己處境維艱。清朝覆滅之後﹐一系列幸運的事件阻止中國積極解決西藏問題﹔但是此時這些因素都不再存在。西藏現代化派（見本頁底注釋１）曾害怕﹐有一天西藏不得不用無力保衛自己的獨立地位﹐如今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毫不奇怪﹐西藏裝備不足﹐領導乏力﹔其軍隊在地域入侵時也顯得很業余。此外﹐西藏在國際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為英國不再有國家利益來維護西藏的“自治”狀態。1947年﹐印度獨立﹐倫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後者此時的外交中心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友好關系﹐而不是西藏。
盡管如此﹐西藏政府也未坐以待斃。它對共產黨在中國內戰勝利的反應是﹕面
臨此對其獨立的共產黨威脅﹐呼吁美國和大英帝國給予民事和軍事援助。送給英國的信中寫道﹕
中國共產黨軍隊已入侵中國蘭州、青海和新疆各省﹔由於這些省份地處西藏邊
界﹐我們已遞送官方文書給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先生(Mr. Mautsetung)﹐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領土完整。
我們將我們政府送往中國共產黨政府領袖的信件復件附在此信之後﹐希望他能適時考慮此事。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領袖對我們的信件置之不理﹐采取侵略性措施﹐向西藏派遣軍隊﹐西藏政府將被迫用可能的一切手段保衛自己的國家。所以﹐西藏政府熱切希望從貴政府得到一切可能的幫助。
敬請考慮給我們民事和軍事上大量幫助﹐我們不勝感激﹐將盡快給你們答復。西藏外交局
拉薩
1949年11月4日
西藏政府給美國人送去了一封類似的呼吁信。1949年12月22日﹐西藏外交局把以下信件送給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迪恩?艾奇遜﹕
西藏在過去三十年間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沒有遇到什麼麻煩﹐然而最近中國共產
黨領袖在廣播上宣布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許多其他有關西藏的言論也完全是胡說八道。此外﹐中國共產黨已經佔領的新疆、西寧（青海省府）和西康等邊界省份。
在如此關鍵時刻﹐我們不能對此漠不關心。我們很快將派喇恰(Lachag)堪窮土登桑傑(Khen Thupten Sanghe)和四品官(Rimshi)登恰(Dingja)率領一個特別使團出訪貴國﹐西藏得到貴國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們的使團抵達華盛頓﹐希望您能夠從各方面給予可能的幫助﹐我們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得悉此計劃後﹐新的共產黨政府嚴正抗議﹔但是其擔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國
家無意鼓勵西藏﹐部分原因是他們相信這會激起中國對西藏的入侵。美國政府害怕﹐即使書面回復都可能“被藏人認為是承認他們的獨立狀態”﹔於是﹐通過新德裡的美國大使館﹐美國勸阻藏人不要派出這一使團。英國人做出了類似的反應。
與此同時﹐在中國﹐政府宣布年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放西藏﹐這可不是空談──毛澤東已開始計劃“解放”西藏的策略。毛的歷史感極佳﹐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國際狀態﹐使得其和中國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個場合﹐毛告誡他的將軍們﹐他們要耐心﹐西藏要慢慢來﹕“西藏和新疆不一樣﹐”他說。“舊社會新疆有萬到萬漢人﹐但是在西藏一個也沒有。我們的軍隊必須在一個過去沒有漢人的地方作戰。”不僅僅沒有漢人住在哪兒﹐正如我們所知﹐西藏直接處理外國事務﹐簽署各種國際條約﹐管理進入其領土。盡管毛手握數百萬大軍﹐但是在寒冷的青藏高原﹐長期遊擊戰會給人民解放軍帶來軍事難題。而且武力解放西藏會帶來嚴重的國際分歧﹐甚至可能引來共產黨中國的敵人如美國。因此﹐毛澤東相信中國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即﹐和西藏政府達成協議在於﹐西藏政府不願自願放棄事實獨立﹐成為毛的共產黨國家的一部分。毛因而相信需要采取軍事行動﹐強迫西藏到談判桌前（就象年英國人那樣）﹐但是他很清楚目標是通過中國共產黨對藏區（中國控制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領袖做出宗教自由等保証﹐請他們勸說西藏政府開始“和平解放”的談判。西藏政府猶豫不決﹐錯過了中國提出的派遣談判代表到北京的最後期限﹐毛下令解放軍第18軍進攻昌都（地理位置見下面地圖）。
1950年10月7日﹐解放軍跨過金沙江前線﹐進攻保衛邊界的藏軍。其軍事目標
不是推進到拉薩﹐而是羈縻並切斷昌都的一萬藏軍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線。
西藏軍隊領導組織無力。藏軍的將領由政府官員輪流擔任﹐無需特殊的軍事訓
練﹔很多士兵作為烏拉役被征﹐往往將全家帶到前線。藏軍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而英國人十三年前就已經告訴他們這是無用的。當解放軍進攻時﹐防守的藏軍分散成小部隊沿金沙江分布。解放軍小隊迅速突破設置的防線﹐從後翼和側翼保衛藏軍﹔兩周內﹐解放軍俘獲了包括政府總司令在內的藏軍。通往首都的道路打開了﹐因為昌都和拉薩之間實際上沒有後備軍。但是﹐根據毛澤東的西藏策略﹐解放軍停止前進﹐再次呼吁拉薩開始談判。毛並不想簡單地政府西藏﹐盡管這樣做很簡單。他想和西藏領袖達賴喇嘛達成政治解決方案。他希望達賴喇嘛接受中國統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工作﹐逐漸改革西藏的封建經濟﹐這樣中國隊西藏的主權聲明能夠合法化。
西藏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如今變成了現實──西藏面臨軍事進攻﹐卻沒有明顯的
手段來對付。藏軍甚至沒有一個計劃將軍隊轉入遊擊戰來騷擾人民解放軍。西藏再次轉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持﹐向聯合國、美國、印度和英國送去了呼吁信。西藏給聯合國的呼要吁信使得人們重新檢視西藏問題﹐特別是﹐西藏不是聯合國成員﹐它是否有資格將其問題提交聯合國。聯合國憲章第35條第2款說﹐“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為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時﹐經預先聲明就該爭端而言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平解決之義務 後﹐得將該項爭端﹐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主義。”
但西藏是一個“國家”嗎﹖英國外交官檢視了這個問題﹐得出結論西藏有資格國
作為一個國家﹐可將此問題提交聯合國﹐但是同上面指出的一樣﹐英國外交官也感到處理西藏問題是印度的首要責任﹐英國則唯印度馬首是瞻。倫敦同時認為﹐聯合國不可能下令中國從印度撤回其軍隊﹐這種失敗隻會削弱聯合國的影響。印度在此事中扮演關鍵角色﹐但是對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決定不讓西藏妨礙它與中國發展密切友好的關系﹐因而反對聯合國討論此議題。當薩爾瓦多在聯合國提出此問題時﹐英國和印度代表首先發言﹐建議不考慮西藏問題。於是﹐提議被中止。
西藏政府對此感到孤立無援﹐沮喪不堪﹐覺得沒有選擇﹐隻能派談判團去北京
﹐並於1951年春天派出代表團。就像1904年英國入侵拉薩後他們被迫做的一樣﹐代表團於1951年3月23日勉強地在協議上簽字。此協議被稱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十七條協議正式結束西藏問題的爭端﹐為漢藏關系掀開了新的一頁。第一條明確
寫道﹕“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要和國大家庭中來。” 西藏承認中國的主權。與此讓步交換﹐中國在第3、4、7和11條中﹐承認維持達賴喇嘛和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變﹐直到西藏人民希望改革。第三條﹕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第四條﹕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第七條﹕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第十一條﹕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
毛感到﹐十七條協議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解決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將西藏是中國
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時允許西藏保留其封建神權政府和經濟。此一妥協清晰地將西藏和其他民族區域區別開來﹐因為隻有西藏和北京達成此書面協議﹐允許傳統政府繼續統治。
1951年10月末﹐達賴喇嘛發電報給毛澤東﹐正式接受協議。1951年秋﹐中國軍
隊和平進入拉薩。
簽訂十七條協議之後﹐毛澤東在西藏執行了一種緩和政策﹐這一點和西方普遍認位的強權政治不同。盡管毛的最終目標顯然是按照社會主義革命目標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尋求創建和諧的漢藏關系﹔緩和西藏的憂慮﹐讓藏族上層社會隨著時間逐漸接受重新和中國統一﹐同意社會變革。自稱“新中國人”。
在西藏的解放軍官兵強調他們是來幫助西藏﹐而不是來剝削或者欺凌西藏﹐他
們小心謹慎的展示他們尊敬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例如﹐他們向拉薩地區的所有兩萬名僧尼布施。根據該原則﹐他們制定了嚴格的行為準則﹐禁止解放軍違背人民的意願行事﹐要求他們用舊中國的銀元支持物品或服務（而不是紙幣）。這種政策也允許舊的封建宗教制度保持不變。1951年至1959年間﹐沒有貴族或寺廟財產被充公﹐而且封建地主被允許繼續對其世襲農夫行使司法裁判。
此一政策的中心是達賴喇嘛。毛將達賴喇嘛作為一種特別角色﹐通過他﹐西藏
的封建和宗教精英（及其大眾）將逐漸接受他們在中國新的多民族共產黨國家的地位。
可見﹐毛在此期的西藏政策是一種漸進主義。不妨發展軍事和管理機構﹐但是西藏的中國官員不得過早地試圖強迫其改變。
問題出在民族的藏區。
民族藏區的情況則非常不同﹐那兒的藏人不屬於政治西藏的一部分（也不受十
七條協議約束）。四川省1955至1956年期間跟上全國﹐開展了“社會主義農業改造”運動﹐也波及藏區。1955年末﹐四川省黨委書記李進泉在全省發動民主改造﹐包括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改造危及了藏族上層的利益﹐這很快導致藏人上層叛亂﹐難民進入政治西藏區域﹐來自民族藏區的叛亂者逃到安全的拉薩及其郊外。他們成為拉薩1959年起義形勢急劇惡化的一種主要因素。
50年代中期﹐西藏內部局勢開始惡化。西藏強硬派與民族藏區起義失敗的逃亡
人員結盟﹐組織武裝叛亂。這種組織得到了美國的支持﹐1957年美國開始訓練和武裝西藏遊擊隊。1957年﹐為挽救其漸進策略﹐毛做了最後的努力﹕他減少了西藏的漢族幹部和軍隊人數﹐書面承諾達賴喇嘛﹐中國在未來六年內不會在政治西藏進行社會主義土地革命。毛進一步說﹐六年過後﹐如果條件仍不成熟﹐他將繼續延遲改革。但是﹐達賴喇嘛無法穩定西藏局勢﹔1959年3月﹐拉薩爆發了起義/暴亂（中國的書上說這次起義/暴亂有7000人參加﹐達賴說有87000人參加）。起義/暴亂很快被鎮壓﹐這次鎮壓行為就被達賴稱為第一次對藏人的大屠殺（genocide)。達賴喇嘛逃到印度。隨後達賴喇嘛宣布否認十七條協議﹐尋求西藏獨立和民族自決。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發起叛亂以及後來隨達賴14流亡到印度的藏族都是社會上層階級的貴族和大農奴主﹐而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農奴並沒有參與這次叛亂﹐相反﹐正因為有了廣大農奴的支持﹐這次叛亂才能在短時間內被平息。
隨後﹐中國政府宣布中止十七條協議﹐廢除傳統西藏政府。中國政府沒收了僧
俗上層貴族階層的財產﹐西藏數千廟宇中絕大多數被關閉﹐同時建立了新的共產黨政府機構。一度在中國共產黨國家之內存在的特殊的西藏神權政體走到了盡頭。
對於西藏和中國而言﹐1951－1959年的過渡期就這樣悲慘地結束了。西藏的權
力階層既不能使中國人離開﹐也無法在中國內部制造一種環境實行長期自治。最終﹐老的社會﹐連同他們想保存的佛教制度等等都被毀滅。在中國一邊﹐意識形態狂熱過早地激發了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阻礙了贏得藏人真正成為社會主義中國一部分的任何機會。西藏問題再度成為一個國際問題。
但是﹐中國的一部分人認為﹐毛的有缺陷的緩和政策才是這一失敗的原因。整個50年代﹐中國共產黨黨內關於這一政策抱怨不斷﹐尤其是部分人認為毛對達賴喇嘛的看法有誤﹔他們覺得達賴喇嘛表裡不一﹐表面上他擁護革命﹐實際上尋求“分離主義”政策──即試圖把西藏分離出去﹐擺脫中國控制。這一派平靜地將 1959年叛亂和西藏問題的重新國際化歸因於此一政策﹐至今﹐中國仍有部分人認為這是黨（以及毛澤東）的最大失敗。
1959年以後﹐流亡藏人和中國爭相將自己對西藏歷史和當代世界的詮釋合法化
。中國人談論西藏舊封建農奴制度的極端殘酷和弊端﹐流亡藏人則討論許多中國人的文化和人權侵害行為﹐包括種族滅絕。這一“詮釋”之戰一直持續到現在。
(2) 1960-1977
1959年拉薩暴亂後﹐達賴喇嘛及部分藏人流亡印度﹐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並尋求聯合國和美國支持西藏獨立。對此美國又表現出一貫的“壞朋友綜合癥”。美國在以下檔案（日期為1959年10月14日）中的言論顯示﹐盡管此時美國大量訓練和資助的西藏遊擊隊行動﹐然而美國繼續拒絕承認西藏獨立﹕
關於美國是否承認西藏獨立的問題﹐遠東事務局（FE, Far Eastern Affairs）仔細研究了此舉的得失。考慮所有因素﹐我們的結論是﹐反對承認西藏獨立的舉張佔了上風。從美國國家利益和藏人的立場考慮﹐我認為這一結論是正確的。我們和藏人有相同的目標﹕讓世界持續關注藏人的事業﹐保持達賴喇嘛為西藏人民的有效發言人的角色。我相信美國承認達賴喇嘛政府為獨立國家對這兩個目標沒有好處。預期幾乎沒有國家會跟隨﹐我們的承認隻能讓達賴喇嘛做為流亡政府的領導人明顯地依賴於美國獲取政治支持。這顯然會損傷他目前作為亞洲一個令人尊敬的領導人的聲望和影響﹐也會妨礙他代表西藏人民的活動。
但是﹐美國仍然需要看起來對達賴喇嘛的請求做出響應﹐保持我們的一貫立場
﹐支持民族自決原則。因此﹐對於流亡藏人而言﹐指望美國全力贏得世界支持西藏獨立﹐從一開始就成問題﹔到六十年代後期﹐當總統尼克森(Nixon)和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 (Kissinger)與中國建立友好關系﹐美國對西藏的支持中止。此時﹐美國撤回對以尼泊爾為基地的西藏遊擊隊的支持﹐幾年內軍事行動失敗了。此外﹐從 1966年開始﹐美國的官方立場不再談到西藏的“民族自決”﹐甚至也不提赫脫在1960年提到的自治國家。隨著美國政治焦點轉向和中國搞好關系﹐西藏變得令美國政府困窘。西藏問題不再和美國國家利益相關──實際上﹐還對此有害。到七十年代﹐世界局勢的變化使得流亡藏人的形勢更加惡化了。
如此﹐流亡藏人1959年之後的努力對西藏局勢沒有影響﹐也無法創造國際輿論
同意其自決或者獨立。中國共產黨重建了西藏﹐將農區和牧區變為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和“破四舊”運動的旗幟之下﹐對傳統的西藏文化和宗教帶來嚴重的沖擊。在叛亂、食品短缺和鬥爭“階級敵人”之時﹐西藏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在此期間的具體死亡人數還不得而知﹐但是西藏的文化受到了實質性的傷害。
一個留學美國大學的藏人1964年回到中國﹐在其自傳中生動地回憶起1966年和
紅衛兵一起返回時對拉薩的印象﹕
我還碰到一位女士……後來成為我的妻子……從任何意義上來說﹐桑耶拉 (S
angyela)都沒有被批鬥的危險﹐因為她絕對來自無產階級。但是她十分虔誠﹐憎恨政府﹐因為政府關閉寺廟﹐禁止任何宗教活動﹐連自己家裡都不行。如果鄰居或者當官的發現你信教﹐密告了你﹐你就會被在大會上被批鬥﹔因為文化革命的目標就是要根除所有殘余的舊價值觀﹐舊習慣和舊信仰。但是我們藏人是很頑固的﹐來自各階層和背景的藏人冒著被懲罰被批鬥的危險﹐秘密在家裡念經﹐或者轉寺廟﹐就象在閒逛﹐默默地念經。
桑耶拉是其中的一個。桑耶拉還繼續點酥油燈﹐供奉菩薩。她從每月微薄的供給中擠出一點來﹐點燃一個小的酥油燈﹔她把燈放在門後面以前的祭壇的櫃子間裡面﹐而不是象通常放在祭壇頂上。當她告訴我的時候﹐我想﹐將點燃的燈放在老的木櫃子裡面﹐可能會讓整個房子著火。
簡而言之﹐1959年叛亂之後﹐佛教被毀﹐藏人被迫放棄他們深深擁有的價值觀和習俗﹐而這些構成他們文化身份的核心。階級鬥爭和持續不斷的運動宣傳與他們過去理解和感覺的一切相抵觸﹐毀滅了傳統藏族生活中的社會文化機構。對於西藏的藏人而言﹐那是一段痛苦的時光。
（3）1978年以後（第一帖）
毛澤東1976年逝世﹐隨後“四人幫”垮台﹐鄧小平執掌權力。這些給中國帶來
了很大的變化﹕新的文化和經濟意識形態﹐和美國的關系正常化﹐並給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大業中的兩大問題──台灣和西藏問題──帶來了新的機會。
1978年﹐中國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單方面的姿態﹐例如釋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
可以探望國外的親屬﹐給一些流亡藏人簽發探望西藏的簽証。這些行動很快發展成為一種“對外”策略﹕試圖勸說達賴喇嘛及其跟隨者返回中國﹐解決西藏問題。
1978年﹐中國政府的代表和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定居香
港﹐能說流利中文)在香港進行了非正式談判﹔雙方都表達了在西藏問題上和解的興趣。
隨後﹐1979年鄧小平邀請嘉樂頓珠訪問北京﹐告訴他﹐除了完全獨立﹐其他的什麼問題都可以討論﹐所有的問題都可能得到解決。他還說﹐達賴喇嘛可以派遣參觀團於1979－1980年訪問西藏﹐實地觀察當地情況。顯然北京相信代表團會被西藏自1959年之後的進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國家的團結所折服。中國同時覺得﹐經過了20年的流亡生涯﹐達賴喇嘛會更迫切地安於在中國做一個新的、更“自由”的領導。
達賴喇嘛於是派遣了三個參觀團訪問中國﹐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西藏自治區黨
委第一書記﹐漢人任榮﹐向北京報告說﹐西藏的政治局勢很好﹐藏人團結在黨和祖國周圍。但是﹐一個參觀團﹐包括達賴喇嘛的另一個哥哥﹐訪問青海省的藏區時﹐卻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這種對達賴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於是和拉薩的任榮聯系﹐問他如果參觀團按計劃訪問拉薩會發生什麼事情。據說任回答說﹐比起安多的農牧民﹐拉薩人民在意識形態上更成熟﹐他們強烈支持共產黨﹔拉薩不會發生這種事情。西藏當地官員對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區的政府甚至在參觀團抵達前召集居委會﹐告誡當地的西藏“群眾”不要因為對舊社會的痛恨﹐而對達賴喇嘛的參觀團扔石頭或吐唾沫﹐因為代表團是中國政府的客人。
然而當參觀團到達拉薩時﹐拉薩群眾卻給了參觀團比青海更盛大的歡迎。成千
上萬的拉薩人包圍了參觀團﹕很多人哭著喊著﹐其他人獻上哈達﹐爭相去觸摸達賴喇嘛的哥哥﹐少數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義口號﹐例如﹐“西藏獨立”和“漢人﹐滾回去”。
任榮﹐以其對西藏文化、宗教和語言改革無情而著名﹐無法掩蓋這次慘敗﹐以及他對藏民群眾情緒的一無所知。此外﹐這些訪問讓流亡藏人增強了信心﹕他們看到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經濟發展差﹐宗教和經院制度幾乎被全毀了。他們還發現﹐盡管藏人群眾經歷了二十年的共產黨宣傳﹐但仍然虔誠地信奉達賴﹐認為他是藏人的領袖。這讓流亡藏人們堅信﹕西藏應該按照藏族的價值標準﹐由藏人統治。在流亡藏人的國際支持的歷史低潮期﹐增強了他們獨立的信心。
北京的對外政策（與達賴對話）伴隨著新的對內政策﹕北京試圖通過改善西藏
的經濟狀況﹐以及滿足西藏人的民族感情來解決西藏問題。
1980年5月﹐黨總書記胡耀邦和副總理萬裡前所未有的親自來到西藏進行調查﹐
以此決定西藏工作會議的方針是否需要修改。他們的所見所聞顯然令人失望﹐發現事實比他們預期的還要差。胡公開宣布在西藏進行寬鬆的六條改革﹐其中一些觀點非常突出﹕
(1)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力……在統一領
導下的自主權不能被廢除。有必要充分地、獨立地行使這一權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況﹐以及不利國家團結、發展生產的東西要摒棄或修改。自治區應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行使自主權﹐可以根據西藏的特殊情況放棄某些法律法規﹐保護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
(2)……和全國其他省自治區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較低。這一情況顯示﹐西藏人民的負擔必須大幅減輕。接下來幾年內﹐對西藏人民實行免稅、免征購……取消各種捐稅。不得征用群眾做無償勞動。農牧民的產出必須以協商價格購買或進行物物交換﹐滿足雙方需要﹔取消他們的征購配額……
(3)在所有經濟問題上﹐西藏采取特殊的、適合西藏情況的靈活政策﹐包括農業、
畜牧業、金融業、商業、手工業和通訊業﹐以期加快西藏經濟發展速度……
(4)在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發展藏族的科教文化事業。藏族人民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絢麗的文化。藏族文化舉世聞名﹐包括佛教﹐音樂、舞蹈﹐以及醫藥和戲劇﹔我們要認真地研究和發揚藏族文化。所有忽視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我們必須在繼承和發揚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績。
西藏的教育事業進步不夠。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情況﹐我們要努力在西藏設立大學
﹐中學和小學。部分文化失傳﹐寺廟中的佛教經典被毀﹐我們要盡力保護、整理和研究它們。在藏區工作的漢族幹部應學會說、寫藏語。這是必須的﹐否則他們就會脫離群眾。愛護少數民族群眾決不是空談。我們要最終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和歷史文化。
(5)要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幹部政策﹐要極大地加強藏漢族幹部的親密團結。……未來兩到三年內﹐西藏自治區政府職能部門的全職藏族幹部要佔到三分之二以上。這樣的公開言論令人矚目﹐據說比起秘密報告和胡耀邦對黨內幹部的講演﹐
這還算溫和的﹔在內部講演中﹐胡將中國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錢扔進了拉薩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決定﹐放棄了文化大革命的強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澤東
50年代的更加注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兩個主要部分﹕
(1)民族方面──鼓勵復興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語﹐用藏人幹部代替大批漢人幹部﹐從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區更加藏族化﹔
(2)經濟方面──暫時免去稅收和“低於市場價”的征購﹐發展基礎建設﹐以促進西藏經濟發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願意像50年代那樣﹐允許一個分離的﹐非共產黨領導的拉薩
政府存在。這就是胡耀邦指的“在統一領導下”。盡管藏族文化、語言和民族性要增強﹐工作在西藏的漢人要求學習藏語﹔但是藏人必須通過藏族共產黨幹部﹐在黨中央的指導下﹐實施自治。從北京的角度看﹐和解意味著達賴喇嘛返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藏。
新政策試圖矯正文革時期對藏人犯的錯﹐贏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這些變化也
試圖回應海外的批評﹐同時告訴西藏的藏人﹐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
這都不僅僅是宣傳。中國政府在1980年後緊接著的這段時期實施了胡的政策的若幹方面。整個西藏個人宗教活動大范圍復蘇﹐（在一些限制條件下）廟宇重新開放﹐新的兒童僧人湧進這些寺廟﹐傳統得以復興。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築上用藏文標志﹐公共機構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時使用藏語﹐藏族幹部的人數增加﹐制定計劃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漢族幹部離開。不僅歡迎流亡藏人回來訪問﹐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國探訪他們的親戚。
隨著對內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時繼續其對外政策﹐和達賴喇嘛接觸。1979年－1981年期間﹐雙方的非正式會談繼續。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會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時討論了西藏問題。在這次會見中﹐胡提出和達賴喇嘛和解的五點方針﹕
1. 中國已經走上新的時期﹐政治能夠長期安定﹐經濟能夠不斷繁榮﹐各民族能夠更好地團結互助。達賴喇嘛應該相信這一點。
2. 達賴喇嘛和他的代表﹐應該開誠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我們不要再糾纏了。
3. 中央政府真誠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我們歡迎他們回來的目的﹐是歡迎他能為維護國家統一﹐增進漢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團結和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做貢獻。
4. 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變。至於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當然他可以經常回西藏去看看。我們對跟隨他的人也會妥為安置﹐只會比過去更好一些。
5. 達賴喇嘛什麼時候回來﹐他可以向報界發表簡單聲明﹐聲明怎麼說由他自己定。
達賴喇嘛及其官員面臨的問題是在這些會議上如何回應中國。中國的五點方針盡管提出了一些妥協﹐但對於達賴喇嘛和其官員來說﹐甚至考慮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難。二十年來﹐西藏流亡政府立場強硬﹐堅持西藏完全獨立的權力﹐而把中國共產黨描繪成沒有一絲人性或者一點誠實的野蠻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如果突然顯示出願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國共產黨政府治下﹐僅此一條就能輕易破壞達賴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流亡藏人中的形象﹐降低其支持率。
流亡領袖同時也擔心﹐歷史是否會認為他們是叛徒﹐永遠放棄了西藏的獨立權利。這是個富含感情的話題﹐難以以一種成本效益分析和現實政治的方式來進行理性分析。西藏談判團的一個成員回憶到﹕他發現自己很難對中國談判對手笑一笑﹐握個手。突然之間﹐西藏問題已超越了國際競技場上的“表述”之戰──達賴喇嘛及其官員手握流亡藏人的命運﹐他們不得不謹慎衡量他們的決定對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潛在影響。
令問題更復雜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來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諾重建
一個“大西藏“﹐這是上一個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標（就在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談判中）﹐也對此寄予厚望﹔但是這對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為大量流亡藏人來自那些藏區。
自1959年以來﹐達賴喇嘛努力將不同地區的藏民團結到一個社區中﹐同時也將重建”大西藏“作為基本政治目標。然而﹐大西藏的目標完全無視政治現實。西藏已有一個多世紀未統治這些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的大片地區﹐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漢人和非漢人（回族）﹐很難想象北京會將這麼大一塊地方拱手讓出。但是﹐如果達賴決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標﹐則會失信於流亡的東藏人。和放棄獨立一樣﹐這也是一個有高度爭議性的議題﹐一旦外界得知達賴喇嘛願意考慮此事﹐無疑會永久破壞流亡藏人的團結。
除了以上限制和解的條件之外﹐另外一個因素是流亡領袖們的觀點。他們從某
種意義上﹐感覺自己佔了上風。他們派出的參觀團的訪問顯示﹕西藏的大多數人民仍然擁護達賴喇嘛﹐因此他們覺得在談判桌上有一個強有力的籌碼──藏人的忠誠。
因此﹐盡管中國有強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對西藏獨立支持缺缺﹐他們仍感到中國不可能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解決西藏問題。這一點多少有點簡單化和天真﹐但是對1982年的達賴喇嘛和他的高級官員而言﹐這已足夠支持他們保持強硬態度﹐不進行任何妥協﹐甚至有壓力認為不要與北京在談判上談判達成任何共識。他們認為時間在他們一邊。
最後﹐達賴的代表團提出﹕和談討論不涉及達賴喇嘛回歸的具體問題。對於他
們的政治地位﹐流亡藏人代表僅給出了一個簡單的說法﹕如果中國願意讓台灣“一國兩制”﹐西藏期望更多。
達賴的態度令北京感到失望。他們本希望流亡政府準備好以友好坦率的態度來
討論他們回歸的細節問題﹐但流亡藏人並未打算接受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的西藏。結果﹐這次歷史性的會談在解決西藏問題上一無所獲﹐相反﹐北京嚴重懷疑和達賴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會談之後﹐流亡領袖繼續攻擊中國的政策和在西藏違反人權﹐這樣的攻
擊往往超越了實際情況反應的事實。例如﹐指控中國進行種族滅絕。
盡管北京嚴重懷疑和達賴喇嘛和解的可能性﹐但也不願切斷和達賴喇嘛的談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國的第二次面對面會談在北京舉行。在這次會談上﹐藏人帶來了準備好的談判方案。他們聲明﹐達賴喇嘛拒絕中國的五點方針。他們自己的具體建議包括﹕“建立一個非軍事化的﹐全面內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這樣的表態﹐顯然從一開始就不會有結果。北京無意討論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們期望提高西藏的穩定與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讓渡給流亡的“敵人”去搞亂西藏﹐更不用說還要控制大西藏。一方面﹐達賴及流亡領袖們誤判了他們自己的優勢和北京願意達成協議的限度﹔另一方面﹐他們隻是不想接受任何讓步。中國的不妥協態度令他們既生氣又失望﹐從感情上也無法相信他們能夠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下﹐達賴喇嘛訪問北京和拉薩的建議不了了之。
中國則繼續推行其對內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西藏加強了胡耀邦所說的
自治狀況。在這一狀況下﹐大部分官員應該是藏人﹐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是藏語。此外﹐新任的西藏黨委書記伍精華不是漢族﹐而是少數民族（彝族）﹐意味著下一任黨委書記可能是第一位藏族黨委書記。伍精華隨即做出姿態﹐表現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節日穿著藏裝。他還創造一種氣氛﹐支持西藏語言和文化的發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幹部和知識分子看來﹐拉薩處在一種有希望的氣氛中。
然而中國仍然要承認﹐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論和集會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國
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許的﹔但是﹐允許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個藏人佔絕大多數的地區發展繁榮﹐已經跨了很大的一步。越來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華人”簽証訪問西藏﹐大部分到國外探訪親屬的藏人也回國了。
達賴和流亡領袖於是發現自己處於尷尬境地。他們很清楚﹐北京無意讓西藏享
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說獨立。他們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種成功感之中﹐感覺其改革很可能會贏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們的胃。在拉薩和農村地區﹐公社被解散了﹐物質生活極大地改善了。同時﹐中國的經濟能力和國際聲望不斷增加﹐美國在亞洲的主要目標是加強其與北京的戰略關系。因此﹐流亡政府面臨著真實威脅﹐其在西藏問題中的角色可能被邊緣化。
達賴及流亡領袖於1986～1987對此做出回應﹐他們發起新的政治攻勢──這
是他們的“國際遊說運動。”一方面﹐他們尋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經濟手段﹐來給北京帶來壓力迫使北京做出讓步﹔另一方面﹐給西藏的藏人以希望。85年後﹐達賴喇嘛越來越多獲得西方支持來解決西藏問題﹐實質上﹐想把藏人的注意力從他們的胃轉向他們的民族心。
在達賴的“國際遊說運動”中﹐美國政府是這場新的攻勢的中心。美國在藏
人五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給他們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當美國放棄圍堵中國﹐轉而采取緩和政策時﹐對西藏的直接援助結束了。西藏問題即使從邊緣上都不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上文說過）。
現在流亡政府的新攻勢﹐對準了美國外交策略的軟肋──國會﹐尋求重新獲得
美國的積極支持。這一策略的關鍵創新是﹐第一次由達賴喇嘛將流亡藏人的政治訊息帶到美國和歐洲﹐特別是在政府論壇上。此前﹐他僅以宗教領袖的身份旅行和講演。在西方支持者、捐贈者、美國眾議院同情者和國會助理的幫助下﹐他們發起了一場為流亡藏人的事業贏得美國支持的運動。本質上﹐此運動重新定義了西藏問題的意義﹐從國家利益的政治轉向美國的核心價值觀──美國對自由和人權的意識形態的承諾。其目標是創造一種動力﹕引導美國去支持西藏﹐因為這是熱愛自由的美國人的正義事業。
1987年﹐運動獲得了幾個主要突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第一次發表其政治演講。這是一次精心準備、措詞強硬的講話﹐他談到﹐西藏在中國入侵時是完全獨立的。達賴喇嘛將這次入侵稱為中國對他的國家的非法佔領。特別的﹐他說﹐“雖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過按照國際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個被非法佔領的獨立國家。”這次演講也提出嚴重的人權侵犯指控﹐兩次指控中國對西藏人民進行“大屠殺”。
美國眾議院通過議案﹐譴責西藏的人權侵犯﹐指示總統表達對西藏的同情﹐敦
促中國和達賴喇嘛進行建設性談判。雖然國會的議案比起早已放棄的1960年克裡斯蒂安?赫脫的立場要弱得多﹐而且僅是“國會的認識”﹐但是達賴仍將其看成是一個重大的勝利──以此為起點﹐國會將驅動建立新的美國對藏外交政策﹐積極尋求西藏問題以對達賴喇嘛有利的方式解決。於是﹐從此以後﹐美國再次活躍在西藏問題之中﹐盡管是通過國會而不是國務院或行政分支。
達賴在國際政壇上頻頻露臉﹐活躍於各個國家演講中國的“暴行”﹐得到廣大西
方國家的認同和支持﹐成功地推動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他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成為國際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達賴在198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比起40年前那個不會說英語﹐也不懂得西方政治的達賴﹐真讓人感嘆如今的達賴竟如此懂得玩弄和利用西方政治為自己服務﹗
3）1978年後（第四帖﹕87-89年拉薩發生的四次騷亂及其原因）
達賴喇嘛在美國的活動在拉薩廣為人知﹐並獲得了急切的呼應。藏人經常收聽
美國之音和BBC中文廣播﹐中國政府也在當地媒體上宣傳抨擊達賴喇嘛的訪問。1987年9月27日﹐也就是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第一次演講不到一周的時間﹐拉薩哲蚌寺的民族主義僧人們舉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獨立和達賴喇嘛的建議。他們開始沿著內轉經道（bogor）前進﹐這是一條主要的轉經道（環繞神聖的拉薩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場。幾圈後﹐警察還沒有出現﹔於是他們沿著一條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進。他們在那兒被捕。第一次騷亂﹕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隊二三十個僧人在拉薩示威﹐表達他們對達賴喇嘛的支持﹐以及對先前示威者的支持﹐並要求釋放他們。警察馬上把他們監管起來﹐開始毆打他們。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總部外面﹐要求釋放這些僧人﹔不久以後﹐示威升級為全面騷亂。最後﹐人們放火焚燒了警察局﹐一些車輛和商舖﹐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開火﹐大概有六到二十個藏人並打死。
事後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態﹕1988年初﹐10世班禪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權
做出一些讓步﹐試圖平息那些僧人﹐讓1988年2月的藏歷新年和祈禱大法會順利進行。計劃是﹐如果僧人們參加祈禱大法會﹐並在以後關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將給僧人們切實的財政補償﹐放鬆限制。1988年1月26日西藏政府釋放了 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態﹐而僅羈押了15名僧人。接下來﹐在哲蚌寺的大會上﹐班禪喇嘛告訴僧人們﹐政府將撥款拉薩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幣兩百萬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騷亂﹕
1988年3月5日﹐藏歷新年和祈禱大法會的最後一天﹐ 當喇嘛們舉著彌勒菩薩
(Maitreya)塑像的儀式完成時﹐一個僧人向坐在典禮上的一排官員叫嚷﹐要求釋放被關押的一名僧人。一個藏人幹部叫他閉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駁說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就這樣﹐正當所有人認為法會平安無事的度過時﹐局勢失控﹐潛伏的憤怒釀成了拉薩的第二次騷亂。
第三次騷亂﹕1988年12月僧人在國際人權日上的示威爆發了拉薩第三次騷亂。
第四次騷亂﹕1989年3月5日﹐拉薩的藏人繼續進行民族示威﹐釀成第四次騷亂。
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終於意識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了強硬手段控制
局勢﹐在西藏宣布戒嚴。
騷亂之因﹕
為什麼在中國采取其緩和、照顧敏感民族情緒的改良政策之時﹐會發生這一系列
騷亂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啟發的。
1。示威部分意義上是被達賴及其流亡領袖鼓動的。僧人們的示威是為了對抗中國在拉薩的批判宣傳﹐並展示對達賴喇嘛在美國提出的新建議的支持。至此﹐僧人們為此感到驕傲﹐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支持達賴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響藏人態度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他們用中國政府制度的框架來理解美國發
生的事情。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具有最高權力﹐所有的事情都通過它決定。因此拉薩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認為﹐美國國會議員的支持代表了美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和西藏獨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薩的普通藏人相信﹐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的發言是西藏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美國──在他們眼中是世界頭號軍事強權──將很快強迫中國“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過短波電台傳播﹐在決定藏人特別是拉薩人的態度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3。文革10年對傳統宗教和文化的毀滅性破壞。
4。參與這四次騷亂的藏人多為59年廢除農奴制後出生的藏人。這一代人沒有經
歷過農奴的悲慘生活﹐對中國政府的感激之情沒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們卻從記事時候起就經歷文化大革命﹐親眼所見中國政府對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殘。到80年代末期，這一代人正是30歲左右的青年﹐他們的經歷正逢這個熱血澎湃的年齡段﹐讓他們成為了騷亂的主力軍。
5。中國政府堅持迅速發展西藏經濟﹐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問題。其中最主
要的問題是﹐自1984年以來﹐漢族和回族大量湧入西藏。
而這一過程的開始﹐並不象達賴指控的“漢族人口大遷移”那樣──是一個中
國精心策劃的方案﹐想用漢族“殖民居民”來“淹沒”西藏。而是政府意圖迅速發展西藏經濟的結果。這些發展項目支付的大筆資金導致了一個巨大的經濟連鎖反應﹐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漢族建築工人﹐其存在又創造了對新的中國餐館、商店和其他服務業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實際上1984年西藏黨委曾試圖禁止青海的漢人和回人進入西藏。但是西藏對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術工人有著巨大的需求﹐這種現實需求使得禁令無法執行。漢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給臨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圖的信息﹔這一信息每年又帶來了更多的漢人和回人。
今天﹐連漢族乞丐都到拉薩來找生意。拉薩的大部分藏人對這些情況感到不滿﹕漢人逐漸控制了當地經濟﹐從他們手中搶走了工作機會。藏人想要經濟發展﹐但卻不想以拉薩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構成的變化為代價。
自從1951年“解放”以來﹐文革的傷害讓當地藏人感覺痛苦和憤怒﹔加速的經
濟發展項目更加加劇了藏人的這種感覺﹐也破壞了藏人對改革正面影響的態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問題上──西藏有太多的漢人﹐他們謀取了太多利益。這種局勢反過來又加強了藏人的無力感﹐以及對漢人主導的權力濫用的反感。
6。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願意給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
。自鄧小平上台後﹐佛教迎來了新的復興﹐很多一度繁榮的寺廟﹐例如哲蚌寺﹐也恢復了其作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這方面還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總數。
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眾﹕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實踐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卻需要得到異族中國價值系統的允許。而在北京看來﹐這些限制是有意義的﹐因為那些寺廟是激進民族主義和藏獨活躍分子的溫床。讓那些寺廟的規模和財富增長﹐隻會增強那些致力於挑戰中國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這種氣氛中﹐藏人偉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點燃怒火的催化劑。
總之﹐究其騷亂爆發的原因﹐本質上是藏人壓抑的不滿和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發
。這不是拒絕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對1959年以來﹐藏人被強權毀壞文化的意外反應。當藏人看見警察毆打手無寸鐵的僧人﹐他們的民族熱情爆發了。他們不是針對貧窮的物質條件﹐而是發泄對過去的不公正和對現在的不滿。
拉薩的藏人的態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壓抑已久的憤怒﹐不滿和沮喪﹔另一
方面﹐文化、語言和經濟條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鑽研的眼光看﹐達賴喇嘛在美國的新的成功給他們提供了除了中國統治的另外一個現實選擇──他們希望﹐有了達賴喇嘛的工作和美國的力量﹐獨立彷佛就在眼前。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一帖）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共 產黨形成伊始﹐黨內接受蘇聯
領導﹐並接受蘇聯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區域應成為自治的共和國﹐有權脫離。但是二戰後﹐中國共 產黨逐漸擺脫蘇聯的控制﹐對民族地區的政策也轉變為中央集權制﹕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區域（而不是共和國）無權脫離。西藏被認為是這些民族區域之一。1949年後期﹐有了聯合國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承認﹐新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主要目標之一。
此時﹐西藏問題的解決也不比清朝覆滅時更容易。西藏軍事上衰弱﹐內部分裂
﹐但是從任何角度﹐西藏象個事實獨立的政體運作。西藏也未能獲得國際社會對其獨立聲明的支持。英國和印度（以及後來的美國）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個獨立國家﹐但是繼續承認法理上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目前很多對西藏當時政治狀態的疑惑﹐就來自這種西方的雙重標準。
西藏政府發現自己處境維艱。清朝覆滅之後﹐一系列幸運的事件阻止中國積極解決西藏問題﹔但是此時這些因素都不再存在。西藏現代化派（見本頁底注釋１）曾害怕﹐有一天西藏不得不用無力保衛自己的獨立地位﹐如今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毫不奇怪﹐西藏裝備不足﹐領導乏力﹔其軍隊在地域入侵時也顯得很業余。此外﹐西藏在國際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為英國不再有國家利益來維護西藏的“自治”狀態。1947年﹐印度獨立﹐倫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後者此時的外交中心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友好關系﹐而不是西藏。
盡管如此﹐西藏政府也未坐以待斃。它對共產黨在中國內戰勝利的反應是﹕面
臨此對其獨立的共產黨威脅﹐呼吁美國和大英帝國給予民事和軍事援助。送給英國的信中寫道﹕
中國共產黨軍隊已入侵中國蘭州、青海和新疆各省﹔由於這些省份地處西藏邊
界﹐我們已遞送官方文書給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先生(Mr. Mautsetung)﹐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領土完整。
我們將我們政府送往中國共產黨政府領袖的信件復件附在此信之後﹐希望他能適時考慮此事。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領袖對我們的信件置之不理﹐采取侵略性措施﹐向西藏派遣軍隊﹐西藏政府將被迫用可能的一切手段保衛自己的國家。所以﹐西藏政府熱切希望從貴政府得到一切可能的幫助。
敬請考慮給我們民事和軍事上大量幫助﹐我們不勝感激﹐將盡快給你們答復。西藏外交局
拉薩
1949年11月4日
西藏政府給美國人送去了一封類似的呼吁信。1949年12月22日﹐西藏外交局把以下信件送給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迪恩?艾奇遜﹕
西藏在過去三十年間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沒有遇到什麼麻煩﹐然而最近中國共產
黨領袖在廣播上宣布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許多其他有關西藏的言論也完全是胡說八道。此外﹐中國共產黨已經佔領的新疆、西寧（青海省府）和西康等邊界省份。
在如此關鍵時刻﹐我們不能對此漠不關心。我們很快將派喇恰(Lachag)堪窮土登桑傑(Khen Thupten Sanghe)和四品官(Rimshi)登恰(Dingja)率領一個特別使團出訪貴國﹐西藏得到貴國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們的使團抵達華盛頓﹐希望您能夠從各方面給予可能的幫助﹐我們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得悉此計劃後﹐新的共產黨政府嚴正抗議﹔但是其擔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國
家無意鼓勵西藏﹐部分原因是他們相信這會激起中國對西藏的入侵。美國政府害怕﹐即使書面回復都可能“被藏人認為是承認他們的獨立狀態”﹔於是﹐通過新德裡的美國大使館﹐美國勸阻藏人不要派出這一使團。英國人做出了類似的反應。
與此同時﹐在中國﹐政府宣布年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放西藏﹐這可不是空談──毛澤東已開始計劃“解放”西藏的策略。毛的歷史感極佳﹐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國際狀態﹐使得其和中國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個場合﹐毛告誡他的將軍們﹐他們要耐心﹐西藏要慢慢來﹕“西藏和新疆不一樣﹐”他說。“舊社會新疆有萬到萬漢人﹐但是在西藏一個也沒有。我們的軍隊必須在一個過去沒有漢人的地方作戰。”不僅僅沒有漢人住在哪兒﹐正如我們所知﹐西藏直接處理外國事務﹐簽署各種國際條約﹐管理進入其領土。盡管毛手握數百萬大軍﹐但是在寒冷的青藏高原﹐長期遊擊戰會給人民解放軍帶來軍事難題。而且武力解放西藏會帶來嚴重的國際分歧﹐甚至可能引來共產黨中國的敵人如美國。因此﹐毛澤東相信中國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即﹐和西藏政府達成協議在於﹐西藏政府不願自願放棄事實獨立﹐成為毛的共產黨國家的一部分。毛因而相信需要采取軍事行動﹐強迫西藏到談判桌前（就象年英國人那樣）﹐但是他很清楚目標是通過中國共產黨對藏區（中國控制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領袖做出宗教自由等保証﹐請他們勸說西藏政府開始“和平解放”的談判。西藏政府猶豫不決﹐錯過了中國提出的派遣談判代表到北京的最後期限﹐毛下令解放軍第18軍進攻昌都（地理位置見下面地圖）。
1950年10月7日﹐解放軍跨過金沙江前線﹐進攻保衛邊界的藏軍。其軍事目標
不是推進到拉薩﹐而是羈縻並切斷昌都的一萬藏軍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線。
西藏軍隊領導組織無力。藏軍的將領由政府官員輪流擔任﹐無需特殊的軍事訓
練﹔很多士兵作為烏拉役被征﹐往往將全家帶到前線。藏軍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而英國人十三年前就已經告訴他們這是無用的。當解放軍進攻時﹐防守的藏軍分散成小部隊沿金沙江分布。解放軍小隊迅速突破設置的防線﹐從後翼和側翼保衛藏軍﹔兩周內﹐解放軍俘獲了包括政府總司令在內的藏軍。通往首都的道路打開了﹐因為昌都和拉薩之間實際上沒有後備軍。但是﹐根據毛澤東的西藏策略﹐解放軍停止前進﹐再次呼吁拉薩開始談判。毛並不想簡單地政府西藏﹐盡管這樣做很簡單。他想和西藏領袖達賴喇嘛達成政治解決方案。他希望達賴喇嘛接受中國統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工作﹐逐漸改革西藏的封建經濟﹐這樣中國隊西藏的主權聲明能夠合法化。
西藏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如今變成了現實──西藏面臨軍事進攻﹐卻沒有明顯的
手段來對付。藏軍甚至沒有一個計劃將軍隊轉入遊擊戰來騷擾人民解放軍。西藏再次轉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持﹐向聯合國、美國、印度和英國送去了呼吁信。西藏給聯合國的呼要吁信使得人們重新檢視西藏問題﹐特別是﹐西藏不是聯合國成員﹐它是否有資格將其問題提交聯合國。聯合國憲章第35條第2款說﹐“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為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時﹐經預先聲明就該爭端而言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平解決之義務 後﹐得將該項爭端﹐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主義。”
但西藏是一個“國家”嗎﹖英國外交官檢視了這個問題﹐得出結論西藏有資格國
作為一個國家﹐可將此問題提交聯合國﹐但是同上面指出的一樣﹐英國外交官也感到處理西藏問題是印度的首要責任﹐英國則唯印度馬首是瞻。倫敦同時認為﹐聯合國不可能下令中國從印度撤回其軍隊﹐這種失敗隻會削弱聯合國的影響。印度在此事中扮演關鍵角色﹐但是對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決定不讓西藏妨礙它與中國發展密切友好的關系﹐因而反對聯合國討論此議題。當薩爾瓦多在聯合國提出此問題時﹐英國和印度代表首先發言﹐建議不考慮西藏問題。於是﹐提議被中止。
西藏政府對此感到孤立無援﹐沮喪不堪﹐覺得沒有選擇﹐隻能派談判團去北京
﹐並於1951年春天派出代表團。就像1904年英國入侵拉薩後他們被迫做的一樣﹐代表團於1951年3月23日勉強地在協議上簽字。此協議被稱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十七條協議正式結束西藏問題的爭端﹐為漢藏關系掀開了新的一頁。第一條明確
寫道﹕“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要和國大家庭中來。” 西藏承認中國的主權。與此讓步交換﹐中國在第3、4、7和11條中﹐承認維持達賴喇嘛和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變﹐直到西藏人民希望改革。第三條﹕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第四條﹕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第七條﹕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第十一條﹕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
毛感到﹐十七條協議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解決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將西藏是中國
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時允許西藏保留其封建神權政府和經濟。此一妥協清晰地將西藏和其他民族區域區別開來﹐因為隻有西藏和北京達成此書面協議﹐允許傳統政府繼續統治。
1951年10月末﹐達賴喇嘛發電報給毛澤東﹐正式接受協議。1951年秋﹐中國軍
隊和平進入拉薩。
簽訂十七條協議之後﹐毛澤東在西藏執行了一種緩和政策﹐這一點和西方普遍認位的強權政治不同。盡管毛的最終目標顯然是按照社會主義革命目標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尋求創建和諧的漢藏關系﹔緩和西藏的憂慮﹐讓藏族上層社會隨著時間逐漸接受重新和中國統一﹐同意社會變革。自稱“新中國人”。
在西藏的解放軍官兵強調他們是來幫助西藏﹐而不是來剝削或者欺凌西藏﹐他
們小心謹慎的展示他們尊敬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例如﹐他們向拉薩地區的所有兩萬名僧尼布施。根據該原則﹐他們制定了嚴格的行為準則﹐禁止解放軍違背人民的意願行事﹐要求他們用舊中國的銀元支持物品或服務（而不是紙幣）。這種政策也允許舊的封建宗教制度保持不變。1951年至1959年間﹐沒有貴族或寺廟財產被充公﹐而且封建地主被允許繼續對其世襲農夫行使司法裁判。
此一政策的中心是達賴喇嘛。毛將達賴喇嘛作為一種特別角色﹐通過他﹐西藏
的封建和宗教精英（及其大眾）將逐漸接受他們在中國新的多民族共產黨國家的地位。
可見﹐毛在此期的西藏政策是一種漸進主義。不妨發展軍事和管理機構﹐但是西藏的中國官員不得過早地試圖強迫其改變。
問題出在民族的藏區。
民族藏區的情況則非常不同﹐那兒的藏人不屬於政治西藏的一部分（也不受十
七條協議約束）。四川省1955至1956年期間跟上全國﹐開展了“社會主義農業改造”運動﹐也波及藏區。1955年末﹐四川省黨委書記李進泉在全省發動民主改造﹐包括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改造危及了藏族上層的利益﹐這很快導致藏人上層叛亂﹐難民進入政治西藏區域﹐來自民族藏區的叛亂者逃到安全的拉薩及其郊外。他們成為拉薩1959年起義形勢急劇惡化的一種主要因素。
50年代中期﹐西藏內部局勢開始惡化。西藏強硬派與民族藏區起義失敗的逃亡
人員結盟﹐組織武裝叛亂。這種組織得到了美國的支持﹐1957年美國開始訓練和武裝西藏遊擊隊。1957年﹐為挽救其漸進策略﹐毛做了最後的努力﹕他減少了西藏的漢族幹部和軍隊人數﹐書面承諾達賴喇嘛﹐中國在未來六年內不會在政治西藏進行社會主義土地革命。毛進一步說﹐六年過後﹐如果條件仍不成熟﹐他將繼續延遲改革。但是﹐達賴喇嘛無法穩定西藏局勢﹔1959年3月﹐拉薩爆發了起義/暴亂（中國的書上說這次起義/暴亂有7000人參加﹐達賴說有87000人參加）。起義/暴亂很快被鎮壓﹐這次鎮壓行為就被達賴稱為第一次對藏人的大屠殺（genocide)。達賴喇嘛逃到印度。隨後達賴喇嘛宣布否認十七條協議﹐尋求西藏獨立和民族自決。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發起叛亂以及後來隨達賴14流亡到印度的藏族都是社會上層階級的貴族和大農奴主﹐而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農奴並沒有參與這次叛亂﹐相反﹐正因為有了廣大農奴的支持﹐這次叛亂才能在短時間內被平息。
隨後﹐中國政府宣布中止十七條協議﹐廢除傳統西藏政府。中國政府沒收了僧
俗上層貴族階層的財產﹐西藏數千廟宇中絕大多數被關閉﹐同時建立了新的共產黨政府機構。一度在中國共產黨國家之內存在的特殊的西藏神權政體走到了盡頭。
對於西藏和中國而言﹐1951－1959年的過渡期就這樣悲慘地結束了。西藏的權
力階層既不能使中國人離開﹐也無法在中國內部制造一種環境實行長期自治。最終﹐老的社會﹐連同他們想保存的佛教制度等等都被毀滅。在中國一邊﹐意識形態狂熱過早地激發了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阻礙了贏得藏人真正成為社會主義中國一部分的任何機會。西藏問題再度成為一個國際問題。
但是﹐中國的一部分人認為﹐毛的有缺陷的緩和政策才是這一失敗的原因。整個50年代﹐中國共產黨黨內關於這一政策抱怨不斷﹐尤其是部分人認為毛對達賴喇嘛的看法有誤﹔他們覺得達賴喇嘛表裡不一﹐表面上他擁護革命﹐實際上尋求“分離主義”政策──即試圖把西藏分離出去﹐擺脫中國控制。這一派平靜地將 1959年叛亂和西藏問題的重新國際化歸因於此一政策﹐至今﹐中國仍有部分人認為這是黨（以及毛澤東）的最大失敗。
1959年以後﹐流亡藏人和中國爭相將自己對西藏歷史和當代世界的詮釋合法化
。中國人談論西藏舊封建農奴制度的極端殘酷和弊端﹐流亡藏人則討論許多中國人的文化和人權侵害行為﹐包括種族滅絕。這一“詮釋”之戰一直持續到現在。
(2) 1960-1977
1959年拉薩暴亂後﹐達賴喇嘛及部分藏人流亡印度﹐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並尋求聯合國和美國支持西藏獨立。對此美國又表現出一貫的“壞朋友綜合癥”。美國在以下檔案（日期為1959年10月14日）中的言論顯示﹐盡管此時美國大量訓練和資助的西藏遊擊隊行動﹐然而美國繼續拒絕承認西藏獨立﹕
關於美國是否承認西藏獨立的問題﹐遠東事務局（FE, Far Eastern Affairs）仔細研究了此舉的得失。考慮所有因素﹐我們的結論是﹐反對承認西藏獨立的舉張佔了上風。從美國國家利益和藏人的立場考慮﹐我認為這一結論是正確的。我們和藏人有相同的目標﹕讓世界持續關注藏人的事業﹐保持達賴喇嘛為西藏人民的有效發言人的角色。我相信美國承認達賴喇嘛政府為獨立國家對這兩個目標沒有好處。預期幾乎沒有國家會跟隨﹐我們的承認隻能讓達賴喇嘛做為流亡政府的領導人明顯地依賴於美國獲取政治支持。這顯然會損傷他目前作為亞洲一個令人尊敬的領導人的聲望和影響﹐也會妨礙他代表西藏人民的活動。
但是﹐美國仍然需要看起來對達賴喇嘛的請求做出響應﹐保持我們的一貫立場
﹐支持民族自決原則。因此﹐對於流亡藏人而言﹐指望美國全力贏得世界支持西藏獨立﹐從一開始就成問題﹔到六十年代後期﹐當總統尼克森(Nixon)和國家安全助理基辛格 (Kissinger)與中國建立友好關系﹐美國對西藏的支持中止。此時﹐美國撤回對以尼泊爾為基地的西藏遊擊隊的支持﹐幾年內軍事行動失敗了。此外﹐從 1966年開始﹐美國的官方立場不再談到西藏的“民族自決”﹐甚至也不提赫脫在1960年提到的自治國家。隨著美國政治焦點轉向和中國搞好關系﹐西藏變得令美國政府困窘。西藏問題不再和美國國家利益相關──實際上﹐還對此有害。到七十年代﹐世界局勢的變化使得流亡藏人的形勢更加惡化了。
如此﹐流亡藏人1959年之後的努力對西藏局勢沒有影響﹐也無法創造國際輿論
同意其自決或者獨立。中國共產黨重建了西藏﹐將農區和牧區變為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和“破四舊”運動的旗幟之下﹐對傳統的西藏文化和宗教帶來嚴重的沖擊。在叛亂、食品短缺和鬥爭“階級敵人”之時﹐西藏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在此期間的具體死亡人數還不得而知﹐但是西藏的文化受到了實質性的傷害。
一個留學美國大學的藏人1964年回到中國﹐在其自傳中生動地回憶起1966年和
紅衛兵一起返回時對拉薩的印象﹕
我還碰到一位女士……後來成為我的妻子……從任何意義上來說﹐桑耶拉 (S
angyela)都沒有被批鬥的危險﹐因為她絕對來自無產階級。但是她十分虔誠﹐憎恨政府﹐因為政府關閉寺廟﹐禁止任何宗教活動﹐連自己家裡都不行。如果鄰居或者當官的發現你信教﹐密告了你﹐你就會被在大會上被批鬥﹔因為文化革命的目標就是要根除所有殘余的舊價值觀﹐舊習慣和舊信仰。但是我們藏人是很頑固的﹐來自各階層和背景的藏人冒著被懲罰被批鬥的危險﹐秘密在家裡念經﹐或者轉寺廟﹐就象在閒逛﹐默默地念經。
桑耶拉是其中的一個。桑耶拉還繼續點酥油燈﹐供奉菩薩。她從每月微薄的供給中擠出一點來﹐點燃一個小的酥油燈﹔她把燈放在門後面以前的祭壇的櫃子間裡面﹐而不是象通常放在祭壇頂上。當她告訴我的時候﹐我想﹐將點燃的燈放在老的木櫃子裡面﹐可能會讓整個房子著火。
簡而言之﹐1959年叛亂之後﹐佛教被毀﹐藏人被迫放棄他們深深擁有的價值觀和習俗﹐而這些構成他們文化身份的核心。階級鬥爭和持續不斷的運動宣傳與他們過去理解和感覺的一切相抵觸﹐毀滅了傳統藏族生活中的社會文化機構。對於西藏的藏人而言﹐那是一段痛苦的時光。
（3）1978年以後（第一帖）
毛澤東1976年逝世﹐隨後“四人幫”垮台﹐鄧小平執掌權力。這些給中國帶來
了很大的變化﹕新的文化和經濟意識形態﹐和美國的關系正常化﹐並給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大業中的兩大問題──台灣和西藏問題──帶來了新的機會。
1978年﹐中國在西藏做出了一些單方面的姿態﹐例如釋放一些犯人﹐宣布藏人
可以探望國外的親屬﹐給一些流亡藏人簽發探望西藏的簽証。這些行動很快發展成為一種“對外”策略﹕試圖勸說達賴喇嘛及其跟隨者返回中國﹐解決西藏問題。
1978年﹐中國政府的代表和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定居香
港﹐能說流利中文)在香港進行了非正式談判﹔雙方都表達了在西藏問題上和解的興趣。
隨後﹐1979年鄧小平邀請嘉樂頓珠訪問北京﹐告訴他﹐除了完全獨立﹐其他的什麼問題都可以討論﹐所有的問題都可能得到解決。他還說﹐達賴喇嘛可以派遣參觀團於1979－1980年訪問西藏﹐實地觀察當地情況。顯然北京相信代表團會被西藏自1959年之後的進步﹐以及西藏人民和國家的團結所折服。中國同時覺得﹐經過了20年的流亡生涯﹐達賴喇嘛會更迫切地安於在中國做一個新的、更“自由”的領導。
達賴喇嘛於是派遣了三個參觀團訪問中國﹐其中包括他的家人。西藏自治區黨
委第一書記﹐漢人任榮﹐向北京報告說﹐西藏的政治局勢很好﹐藏人團結在黨和祖國周圍。但是﹐一個參觀團﹐包括達賴喇嘛的另一個哥哥﹐訪問青海省的藏區時﹐卻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這種對達賴喇嘛的支持令北京感到局促不安﹐北京於是和拉薩的任榮聯系﹐問他如果參觀團按計劃訪問拉薩會發生什麼事情。據說任回答說﹐比起安多的農牧民﹐拉薩人民在意識形態上更成熟﹐他們強烈支持共產黨﹔拉薩不會發生這種事情。西藏當地官員對此深信不疑﹐西藏自治區的政府甚至在參觀團抵達前召集居委會﹐告誡當地的西藏“群眾”不要因為對舊社會的痛恨﹐而對達賴喇嘛的參觀團扔石頭或吐唾沫﹐因為代表團是中國政府的客人。
然而當參觀團到達拉薩時﹐拉薩群眾卻給了參觀團比青海更盛大的歡迎。成千
上萬的拉薩人包圍了參觀團﹕很多人哭著喊著﹐其他人獻上哈達﹐爭相去觸摸達賴喇嘛的哥哥﹐少數人喊出了西藏民族主義口號﹐例如﹐“西藏獨立”和“漢人﹐滾回去”。
任榮﹐以其對西藏文化、宗教和語言改革無情而著名﹐無法掩蓋這次慘敗﹐以及他對藏民群眾情緒的一無所知。此外﹐這些訪問讓流亡藏人增強了信心﹕他們看到藏人的生活水平很低﹐經濟發展差﹐宗教和經院制度幾乎被全毀了。他們還發現﹐盡管藏人群眾經歷了二十年的共產黨宣傳﹐但仍然虔誠地信奉達賴﹐認為他是藏人的領袖。這讓流亡藏人們堅信﹕西藏應該按照藏族的價值標準﹐由藏人統治。在流亡藏人的國際支持的歷史低潮期﹐增強了他們獨立的信心。
北京的對外政策（與達賴對話）伴隨著新的對內政策﹕北京試圖通過改善西藏
的經濟狀況﹐以及滿足西藏人的民族感情來解決西藏問題。
1980年5月﹐黨總書記胡耀邦和副總理萬裡前所未有的親自來到西藏進行調查﹐
以此決定西藏工作會議的方針是否需要修改。他們的所見所聞顯然令人失望﹐發現事實比他們預期的還要差。胡公開宣布在西藏進行寬鬆的六條改革﹐其中一些觀點非常突出﹕
(1)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自治權力……在統一領
導下的自主權不能被廢除。有必要充分地、獨立地行使這一權力。那些不符合西藏情況﹐以及不利國家團結、發展生產的東西要摒棄或修改。自治區應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行使自主權﹐可以根據西藏的特殊情況放棄某些法律法規﹐保護民族自治和其特殊的民族利益。
(2)……和全國其他省自治區相比﹐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較低。這一情況顯示﹐西藏人民的負擔必須大幅減輕。接下來幾年內﹐對西藏人民實行免稅、免征購……取消各種捐稅。不得征用群眾做無償勞動。農牧民的產出必須以協商價格購買或進行物物交換﹐滿足雙方需要﹔取消他們的征購配額……
(3)在所有經濟問題上﹐西藏采取特殊的、適合西藏情況的靈活政策﹐包括農業、
畜牧業、金融業、商業、手工業和通訊業﹐以期加快西藏經濟發展速度……
(4)在堅持社會主義大方向的前提下﹐要大力地、充分地發展藏族的科教文化事業。藏族人民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絢麗的文化。藏族文化舉世聞名﹐包括佛教﹐音樂、舞蹈﹐以及醫藥和戲劇﹔我們要認真地研究和發揚藏族文化。所有忽視或弱化藏族文化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我們必須在繼承和發揚藏族文化方面做出成績。
西藏的教育事業進步不夠。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情況﹐我們要努力在西藏設立大學
﹐中學和小學。部分文化失傳﹐寺廟中的佛教經典被毀﹐我們要盡力保護、整理和研究它們。在藏區工作的漢族幹部應學會說、寫藏語。這是必須的﹐否則他們就會脫離群眾。愛護少數民族群眾決不是空談。我們要最終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和歷史文化。
(5)要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幹部政策﹐要極大地加強藏漢族幹部的親密團結。……未來兩到三年內﹐西藏自治區政府職能部門的全職藏族幹部要佔到三分之二以上。這樣的公開言論令人矚目﹐據說比起秘密報告和胡耀邦對黨內幹部的講演﹐
這還算溫和的﹔在內部講演中﹐胡將中國在西藏的二十年努力比作把錢扔進了拉薩河。
胡耀邦和中共中央的決定﹐放棄了文化大革命的強硬同化政策﹐回到毛澤東
50年代的更加注重民族敏感性的策略。新政策包含兩個主要部分﹕
(1)民族方面──鼓勵復興藏族宗教文化﹐包括大量使用藏語﹐用藏人幹部代替大批漢人幹部﹐從各方面使得西藏自治區更加藏族化﹔
(2)經濟方面──暫時免去稅收和“低於市場價”的征購﹐發展基礎建設﹐以促進西藏經濟發展﹐提高藏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北京不再願意像50年代那樣﹐允許一個分離的﹐非共產黨領導的拉薩
政府存在。這就是胡耀邦指的“在統一領導下”。盡管藏族文化、語言和民族性要增強﹐工作在西藏的漢人要求學習藏語﹔但是藏人必須通過藏族共產黨幹部﹐在黨中央的指導下﹐實施自治。從北京的角度看﹐和解意味著達賴喇嘛返回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西藏。
新政策試圖矯正文革時期對藏人犯的錯﹐贏得藏人的信任和支持。這些變化也
試圖回應海外的批評﹐同時告訴西藏的藏人﹐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
這都不僅僅是宣傳。中國政府在1980年後緊接著的這段時期實施了胡的政策的若幹方面。整個西藏個人宗教活動大范圍復蘇﹐（在一些限制條件下）廟宇重新開放﹐新的兒童僧人湧進這些寺廟﹐傳統得以復興。要求在商店和官方建築上用藏文標志﹐公共機構被指示和人民打交道時使用藏語﹐藏族幹部的人數增加﹐制定計劃以提高藏文教育水平﹐大批漢族幹部離開。不僅歡迎流亡藏人回來訪問﹐藏族居民也可以出國探訪他們的親戚。
隨著對內政策的形成﹐北京同時繼續其對外政策﹐和達賴喇嘛接觸。1979年－1981年期間﹐雙方的非正式會談繼續。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在北京秘密會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時討論了西藏問題。在這次會見中﹐胡提出和達賴喇嘛和解的五點方針﹕
1. 中國已經走上新的時期﹐政治能夠長期安定﹐經濟能夠不斷繁榮﹐各民族能夠更好地團結互助。達賴喇嘛應該相信這一點。
2. 達賴喇嘛和他的代表﹐應該開誠布公地和中央政府交往﹐不要捉迷藏。1959年的事件我們不要再糾纏了。
3. 中央政府真誠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我們歡迎他們回來的目的﹐是歡迎他能為維護國家統一﹐增進漢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團結和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做貢獻。
4. 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變。至於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當然他可以經常回西藏去看看。我們對跟隨他的人也會妥為安置﹐只會比過去更好一些。
5. 達賴喇嘛什麼時候回來﹐他可以向報界發表簡單聲明﹐聲明怎麼說由他自己定。
達賴喇嘛及其官員面臨的問題是在這些會議上如何回應中國。中國的五點方針盡管提出了一些妥協﹐但對於達賴喇嘛和其官員來說﹐甚至考慮一下其可能性都非常困難。二十年來﹐西藏流亡政府立場強硬﹐堅持西藏完全獨立的權力﹐而把中國共產黨描繪成沒有一絲人性或者一點誠實的野蠻的、不值得信任的暴君。如果突然顯示出願意回到西藏﹐生活在中國共產黨政府治下﹐僅此一條就能輕易破壞達賴喇嘛和其流亡政府在流亡藏人中的形象﹐降低其支持率。
流亡領袖同時也擔心﹐歷史是否會認為他們是叛徒﹐永遠放棄了西藏的獨立權利。這是個富含感情的話題﹐難以以一種成本效益分析和現實政治的方式來進行理性分析。西藏談判團的一個成員回憶到﹕他發現自己很難對中國談判對手笑一笑﹐握個手。突然之間﹐西藏問題已超越了國際競技場上的“表述”之戰──達賴喇嘛及其官員手握流亡藏人的命運﹐他們不得不謹慎衡量他們的決定對流亡藏人下一代的潛在影響。
令問題更復雜化的是“民族西藏”的未來地位。流亡政府已深深地承諾重建
一個“大西藏“﹐這是上一個西藏政府的努力目標（就在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談判中）﹐也對此寄予厚望﹔但是這對流亡政府尤其重要﹐因為大量流亡藏人來自那些藏區。
自1959年以來﹐達賴喇嘛努力將不同地區的藏民團結到一個社區中﹐同時也將重建”大西藏“作為基本政治目標。然而﹐大西藏的目標完全無視政治現實。西藏已有一個多世紀未統治這些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的大片地區﹐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已有大量移民移居﹐包括漢人和非漢人（回族）﹐很難想象北京會將這麼大一塊地方拱手讓出。但是﹐如果達賴決定不追求”大西藏“的目標﹐則會失信於流亡的東藏人。和放棄獨立一樣﹐這也是一個有高度爭議性的議題﹐一旦外界得知達賴喇嘛願意考慮此事﹐無疑會永久破壞流亡藏人的團結。
除了以上限制和解的條件之外﹐另外一個因素是流亡領袖們的觀點。他們從某
種意義上﹐感覺自己佔了上風。他們派出的參觀團的訪問顯示﹕西藏的大多數人民仍然擁護達賴喇嘛﹐因此他們覺得在談判桌上有一個強有力的籌碼──藏人的忠誠。
因此﹐盡管中國有強大的力量﹐西方政府對西藏獨立支持缺缺﹐他們仍感到中國不可能在沒有他們的情況下解決西藏問題。這一點多少有點簡單化和天真﹐但是對1982年的達賴喇嘛和他的高級官員而言﹐這已足夠支持他們保持強硬態度﹐不進行任何妥協﹐甚至有壓力認為不要與北京在談判上談判達成任何共識。他們認為時間在他們一邊。
最後﹐達賴的代表團提出﹕和談討論不涉及達賴喇嘛回歸的具體問題。對於他
們的政治地位﹐流亡藏人代表僅給出了一個簡單的說法﹕如果中國願意讓台灣“一國兩制”﹐西藏期望更多。
達賴的態度令北京感到失望。他們本希望流亡政府準備好以友好坦率的態度來
討論他們回歸的細節問題﹐但流亡藏人並未打算接受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的西藏。結果﹐這次歷史性的會談在解決西藏問題上一無所獲﹐相反﹐北京嚴重懷疑和達賴喇嘛和解的可能性。
1982年會談之後﹐流亡領袖繼續攻擊中國的政策和在西藏違反人權﹐這樣的攻
擊往往超越了實際情況反應的事實。例如﹐指控中國進行種族滅絕。
盡管北京嚴重懷疑和達賴喇嘛和解的可能性﹐但也不願切斷和達賴喇嘛的談判。1984年﹐藏人代表和中國的第二次面對面會談在北京舉行。在這次會談上﹐藏人帶來了準備好的談判方案。他們聲明﹐達賴喇嘛拒絕中國的五點方針。他們自己的具體建議包括﹕“建立一個非軍事化的﹐全面內部政治自治的大西藏。”這樣的表態﹐顯然從一開始就不會有結果。北京無意討論西藏的真正政治自治。他們期望提高西藏的穩定與安全﹐而不是把西藏的政治控制讓渡給流亡的“敵人”去搞亂西藏﹐更不用說還要控制大西藏。一方面﹐達賴及流亡領袖們誤判了他們自己的優勢和北京願意達成協議的限度﹔另一方面﹐他們隻是不想接受任何讓步。中國的不妥協態度令他們既生氣又失望﹐從感情上也無法相信他們能夠生活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在這種緊張的氣氛下﹐達賴喇嘛訪問北京和拉薩的建議不了了之。
中國則繼續推行其對內政策﹐到1985年末1986年初﹐西藏加強了胡耀邦所說的
自治狀況。在這一狀況下﹐大部分官員應該是藏人﹐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是藏語。此外﹐新任的西藏黨委書記伍精華不是漢族﹐而是少數民族（彝族）﹐意味著下一任黨委書記可能是第一位藏族黨委書記。伍精華隨即做出姿態﹐表現出他和政府尊重西藏文化﹐例如﹐在節日穿著藏裝。他還創造一種氣氛﹐支持西藏語言和文化的發展。因此﹐至少在藏族幹部和知識分子看來﹐拉薩處在一種有希望的氣氛中。
然而中國仍然要承認﹐西方人所知道的言論和集會的政治自由﹐在西藏和中國
其他部分都是不允許的﹔但是﹐允許西藏文化和宗教在一個藏人佔絕大多數的地區發展繁榮﹐已經跨了很大的一步。越來越多的流亡藏人持“海外華人”簽証訪問西藏﹐大部分到國外探訪親屬的藏人也回國了。
達賴和流亡領袖於是發現自己處於尷尬境地。他們很清楚﹐北京無意讓西藏享
有另外的政治制度﹐更不用說獨立。他們也很清楚﹐北京正沉浸在某種成功感之中﹐感覺其改革很可能會贏得﹐即使不是藏族人民的心﹐最少也是他們的胃。在拉薩和農村地區﹐公社被解散了﹐物質生活極大地改善了。同時﹐中國的經濟能力和國際聲望不斷增加﹐美國在亞洲的主要目標是加強其與北京的戰略關系。因此﹐流亡政府面臨著真實威脅﹐其在西藏問題中的角色可能被邊緣化。
達賴及流亡領袖於1986～1987對此做出回應﹐他們發起新的政治攻勢──這
是他們的“國際遊說運動。”一方面﹐他們尋求新的西方政策和經濟手段﹐來給北京帶來壓力迫使北京做出讓步﹔另一方面﹐給西藏的藏人以希望。85年後﹐達賴喇嘛越來越多獲得西方支持來解決西藏問題﹐實質上﹐想把藏人的注意力從他們的胃轉向他們的民族心。
在達賴的“國際遊說運動”中﹐美國政府是這場新的攻勢的中心。美國在藏
人五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給他們提供了最多支持。但是﹐當美國放棄圍堵中國﹐轉而采取緩和政策時﹐對西藏的直接援助結束了。西藏問題即使從邊緣上都不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上文說過）。
現在流亡政府的新攻勢﹐對準了美國外交策略的軟肋──國會﹐尋求重新獲得
美國的積極支持。這一策略的關鍵創新是﹐第一次由達賴喇嘛將流亡藏人的政治訊息帶到美國和歐洲﹐特別是在政府論壇上。此前﹐他僅以宗教領袖的身份旅行和講演。在西方支持者、捐贈者、美國眾議院同情者和國會助理的幫助下﹐他們發起了一場為流亡藏人的事業贏得美國支持的運動。本質上﹐此運動重新定義了西藏問題的意義﹐從國家利益的政治轉向美國的核心價值觀──美國對自由和人權的意識形態的承諾。其目標是創造一種動力﹕引導美國去支持西藏﹐因為這是熱愛自由的美國人的正義事業。
1987年﹐運動獲得了幾個主要突破。9月21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第一次發表其政治演講。這是一次精心準備、措詞強硬的講話﹐他談到﹐西藏在中國入侵時是完全獨立的。達賴喇嘛將這次入侵稱為中國對他的國家的非法佔領。特別的﹐他說﹐“雖然西藏失去了自由﹐不過按照國際法﹐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一個被非法佔領的獨立國家。”這次演講也提出嚴重的人權侵犯指控﹐兩次指控中國對西藏人民進行“大屠殺”。
美國眾議院通過議案﹐譴責西藏的人權侵犯﹐指示總統表達對西藏的同情﹐敦
促中國和達賴喇嘛進行建設性談判。雖然國會的議案比起早已放棄的1960年克裡斯蒂安?赫脫的立場要弱得多﹐而且僅是“國會的認識”﹐但是達賴仍將其看成是一個重大的勝利──以此為起點﹐國會將驅動建立新的美國對藏外交政策﹐積極尋求西藏問題以對達賴喇嘛有利的方式解決。於是﹐從此以後﹐美國再次活躍在西藏問題之中﹐盡管是通過國會而不是國務院或行政分支。
達賴在國際政壇上頻頻露臉﹐活躍於各個國家演講中國的“暴行”﹐得到廣大西
方國家的認同和支持﹐成功地推動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他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成為國際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達賴在198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比起40年前那個不會說英語﹐也不懂得西方政治的達賴﹐真讓人感嘆如今的達賴竟如此懂得玩弄和利用西方政治為自己服務﹗
3）1978年後（第四帖﹕87-89年拉薩發生的四次騷亂及其原因）
達賴喇嘛在美國的活動在拉薩廣為人知﹐並獲得了急切的呼應。藏人經常收聽
美國之音和BBC中文廣播﹐中國政府也在當地媒體上宣傳抨擊達賴喇嘛的訪問。1987年9月27日﹐也就是達賴喇嘛在華盛頓第一次演講不到一周的時間﹐拉薩哲蚌寺的民族主義僧人們舉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獨立和達賴喇嘛的建議。他們開始沿著內轉經道（bogor）前進﹐這是一條主要的轉經道（環繞神聖的拉薩大昭寺）和主要的藏人自由市場。幾圈後﹐警察還沒有出現﹔於是他們沿著一條主要道路向西藏政府前進。他們在那兒被捕。第一次騷亂﹕
10月1日上午﹐另外一隊二三十個僧人在拉薩示威﹐表達他們對達賴喇嘛的支持﹐以及對先前示威者的支持﹐並要求釋放他們。警察馬上把他們監管起來﹐開始毆打他們。一群藏人聚集在警察總部外面﹐要求釋放這些僧人﹔不久以後﹐示威升級為全面騷亂。最後﹐人們放火焚燒了警察局﹐一些車輛和商舖﹐警察（包括藏人警察）向人群開火﹐大概有六到二十個藏人並打死。
事後北京表示出一些和解的姿態﹕1988年初﹐10世班禪喇嘛被派到西藏﹐授權
做出一些讓步﹐試圖平息那些僧人﹐讓1988年2月的藏歷新年和祈禱大法會順利進行。計劃是﹐如果僧人們參加祈禱大法會﹐並在以後關心宗教而不是政治﹐將給僧人們切實的財政補償﹐放鬆限制。1988年1月26日西藏政府釋放了 59名僧人﹐做出善意的姿態﹐而僅羈押了15名僧人。接下來﹐在哲蚌寺的大會上﹐班禪喇嘛告訴僧人們﹐政府將撥款拉薩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登）人民幣兩百萬元（500,000美元）。
第二次騷亂﹕
1988年3月5日﹐藏歷新年和祈禱大法會的最後一天﹐ 當喇嘛們舉著彌勒菩薩
(Maitreya)塑像的儀式完成時﹐一個僧人向坐在典禮上的一排官員叫嚷﹐要求釋放被關押的一名僧人。一個藏人幹部叫他閉嘴﹐他和其他僧人立即反駁說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就這樣﹐正當所有人認為法會平安無事的度過時﹐局勢失控﹐潛伏的憤怒釀成了拉薩的第二次騷亂。
第三次騷亂﹕1988年12月僧人在國際人權日上的示威爆發了拉薩第三次騷亂。
第四次騷亂﹕1989年3月5日﹐拉薩的藏人繼續進行民族示威﹐釀成第四次騷亂。
在這個關鍵時刻﹐北京終於意識到西藏正在逐步失去控制﹐采取了強硬手段控制
局勢﹐在西藏宣布戒嚴。
騷亂之因﹕
為什麼在中國采取其緩和、照顧敏感民族情緒的改良政策之時﹐會發生這一系列
騷亂呢﹖思考其原因是很有啟發的。
1。示威部分意義上是被達賴及其流亡領袖鼓動的。僧人們的示威是為了對抗中國在拉薩的批判宣傳﹐並展示對達賴喇嘛在美國提出的新建議的支持。至此﹐僧人們為此感到驕傲﹐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支持達賴喇嘛代表西藏在西方做出的努力。
2。影響藏人態度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他們用中國政府制度的框架來理解美國發
生的事情。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具有最高權力﹐所有的事情都通過它決定。因此拉薩的藏人自然而然地認為﹐美國國會議員的支持代表了美國政府對達賴喇嘛和西藏獨立的支持。因此﹐很多拉薩的普通藏人相信﹐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小組的發言是西藏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美國──在他們眼中是世界頭號軍事強權──將很快強迫中國“解放”西藏。西方的事情通過短波電台傳播﹐在決定藏人特別是拉薩人的態度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3。文革10年對傳統宗教和文化的毀滅性破壞。
4。參與這四次騷亂的藏人多為59年廢除農奴制後出生的藏人。這一代人沒有經
歷過農奴的悲慘生活﹐對中國政府的感激之情沒有上一代人深刻﹔相反﹐他們卻從記事時候起就經歷文化大革命﹐親眼所見中國政府對西藏本土文明的摧殘。到80年代末期，這一代人正是30歲左右的青年﹐他們的經歷正逢這個熱血澎湃的年齡段﹐讓他們成為了騷亂的主力軍。
5。中國政府堅持迅速發展西藏經濟﹐這一政策制造了一些新的問題。其中最主
要的問題是﹐自1984年以來﹐漢族和回族大量湧入西藏。
而這一過程的開始﹐並不象達賴指控的“漢族人口大遷移”那樣──是一個中
國精心策劃的方案﹐想用漢族“殖民居民”來“淹沒”西藏。而是政府意圖迅速發展西藏經濟的結果。這些發展項目支付的大筆資金導致了一個巨大的經濟連鎖反應﹐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漢族建築工人﹐其存在又創造了對新的中國餐館、商店和其他服務業的需求。官方也了解其中的弊病﹐實際上1984年西藏黨委曾試圖禁止青海的漢人和回人進入西藏。但是西藏對木工、泥瓦匠和其他技術工人有著巨大的需求﹐這種現實需求使得禁令無法執行。漢族商人和工匠的成功給臨近省份送去了西藏有利可圖的信息﹔這一信息每年又帶來了更多的漢人和回人。
今天﹐連漢族乞丐都到拉薩來找生意。拉薩的大部分藏人對這些情況感到不滿﹕漢人逐漸控制了當地經濟﹐從他們手中搶走了工作機會。藏人想要經濟發展﹐但卻不想以拉薩和西藏的民族特性和人口構成的變化為代價。
自從1951年“解放”以來﹐文革的傷害讓當地藏人感覺痛苦和憤怒﹔加速的經
濟發展項目更加加劇了藏人的這種感覺﹐也破壞了藏人對改革正面影響的態度和感情。除此之外﹐藏人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民族問題上──西藏有太多的漢人﹐他們謀取了太多利益。這種局勢反過來又加強了藏人的無力感﹐以及對漢人主導的權力濫用的反感。
6。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不願意給藏人所要的全面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
。自鄧小平上台後﹐佛教迎來了新的復興﹐很多一度繁榮的寺廟﹐例如哲蚌寺﹐也恢復了其作為宗教中心的功能。但是﹐在這方面還是有很多限制﹐例如限制僧人的總數。
這些限制激怒了僧俗群眾﹕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實踐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卻需要得到異族中國價值系統的允許。而在北京看來﹐這些限制是有意義的﹐因為那些寺廟是激進民族主義和藏獨活躍分子的溫床。讓那些寺廟的規模和財富增長﹐隻會增強那些致力於挑戰中國在西藏地位的人的力量。
7。在這種氣氛中﹐藏人偉大文明的精英象征──僧人──提供了點燃怒火的催化劑。
總之﹐究其騷亂爆發的原因﹐本質上是藏人壓抑的不滿和憤怒的自然而然的爆發
。這不是拒絕1980年改革政策﹐而是對1959年以來﹐藏人被強權毀壞文化的意外反應。當藏人看見警察毆打手無寸鐵的僧人﹐他們的民族熱情爆發了。他們不是針對貧窮的物質條件﹐而是發泄對過去的不公正和對現在的不滿。
拉薩的藏人的態度和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是壓抑已久的憤怒﹐不滿和沮喪﹔另一
方面﹐文化、語言和經濟條件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用鑽研的眼光看﹐達賴喇嘛在美國的新的成功給他們提供了除了中國統治的另外一個現實選擇──他們希望﹐有了達賴喇嘛的工作和美國的力量﹐獨立彷佛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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