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沒有這樣很認真地想要推薦一部片子了。 
即使,這片子一如黑洞,在大亮的初春下午,大敞的落地窗旁邊看完,整個鬱結的後座力,讓我簡直是飄出門,在北京物質無比的CBD街頭,整個人很空虛,連趕赴約會的腳步,都飄忽得不知所依。

怪不得凱特在典禮上說,「梅姑,妳認命吧!」(不過我想那理直氣壯的歐巴桑其實也不在乎),如果英文也有姓名學的話,我真的很想知道,叫凱特的,不管是K開頭(Kate Winslet),或是C開頭(Cate Blanchett),為什麼都如此適合詮釋絕望呢?

畫面設定在陰陰冷冷的柏林,某程度很像乾乾冷冷的北京,閨蜜戎戎曾經說過,她覺得北京跟柏林很像,一樣荒涼,一樣絕望。

所謂信念,究竟是什麼呢?

這部片在廣告上主打某種禁忌的姊弟戀(《魔女的條件》情結?),但其中從微妙糾結的人性,到輻射時代巨輪的驅輾,環環相扣,從兩個人以救贖始、以死亡終的關係,無一不刀刀見骨,真的,筆力萬鈞,不管是原作小說的,或是電影編劇的。哪只有愛情那麼簡單。

比起來,Revolutionary Road顯得真是太中產階級的無病呻吟了。 
這樣比或許不公允啦,Revolutionary Road也是在講絕望。絕望無關雲淡風輕或是波濤洶湧,無關瑣碎日常或是驚心動魄。絕望就是絕望。
但比起老去了變胖了還是娃娃臉的Leonardo,我或許更偏好Ralph那樣,光是眉頭一皺就足以打造分割紅海的萬丈深淵,那樣的臉容。 
百轉千迴畢竟需要一個方向,而Ralph的臉,就是絕望的路標。 

不管在哪部片看到他,都有這樣的感覺,即使是在華麗麗的Duchess中一看到他,都可以知道,啊這部片即使有Keira Knightley的青春無敵,一定也是無望得沒藥救啊。

關於愛情。 
這大抵是這部片最表像而易於被描寫出座標的元素,但,事實上,那又不僅只是姊弟戀那麼簡單。 
互相救贖與互相毀滅。 
互相導引與互相超越。 
互相想念又互相疏離。 
互相洞悉又互相猜疑。 

愛情說穿了,原不過是兩人的近身肉搏,直見性命。 
世上許多災難,往往起因不過是一個尋常手勢,不管這手勢是起自於微小的日常習慣或是一時的宅心仁厚,那看似無害尋常的一霎那,往往造就了兩個甚至更多人一生的蝴蝶效應,就像HannaMicheal伸出手的瞬間。 
人一輩子,總是要有那箇瞬間的。無論是十餘歲的慘白少年,或是三十多歲的狼虎之年。

如果可以任意穿梭,人們若能回到那箇決定性的瞬間,手究竟要不要伸出?
我不知道,於我自己,我或許還是會的,即使已經看見那之後數百近千個日子、甚至更久的糾結與痛苦,說得俗濫點,那就是命,於我,唯一所願只是希望自己夠強大,可以消化並且不被那後續排山倒海的黑洞般負面能量擊倒,除了變得更強,別無他法。

想想,還真得要Kate這樣,像是熟透果仔般的女人,才最適於一眼瞬間就說明那對於少年的,莫名的,眩惑的肉體吸引力。 
(電影公司從Kate換到Nicole Kidman再想到Juliette,好加在Kate最終還是有緣回到這部片子呀。)

她救贖他半路病痛的虛弱,他則給予她找尋超脫的力量。 
她毀滅他對於關係的信念,他則報復她在谷底時的絕望。 
那種兵不血刃的報復,有時候效果可比萬箭穿心。 
如果那時,在灰色的監獄,那男孩有真的走進去探望她,搞不好雙方就有勇氣面對那個目不識丁的羞愧,她就有可能翻案,沒有後邊的冤獄多年,要贖罪,有很多方式的,但是他終究轉身走掉,不正是對於之前她無聲在燦亮秋日消失的一種報復?

她導引他進入肉體的至樂,他則導引她開啟知識的吸取。 
她超越他以正盛的好年華,他則在她衰老之時後來居上。
小說裏有段描寫,在千辛萬苦識字之後,她寫了很多年的信,但他一直不回信,讓她灰心喪氣,她就開始不修邊幅,很邋遢很醜,再也不是他當年美婦人的印象,所以他們見面時他無意中倒退了一步,是被她的酸臭氣味本能地推開的。 
她很敏感,當時就感覺到了,但是那種全部希望都沒了。 
這種隱晦卻又誠實殘忍的互動與無可避免的年華差距,正是她最終體認到生命無望的關鍵啊。 
(電影的化妝畢竟還是下手不夠狠,在電影中這段即使Kate的臉上爬滿皺紋,但那天秤座的好膚質,還是隱隱生光呀。如果不是回頭閱讀小說,根本無從想像酸臭。)

而這些,不過都是在白雲蒼狗的大環境下的滄海一粟。 

關於審判與集中營的安排,大抵是這個故事最引起爭議的地方,不少人覺得對戰犯,這是一種過於悲憫的想像。
但,她只不過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這是不會唸書不會亂想的她,唯一最擅長的事情啊。 
在大環境的洗腦下,有時候小人物的判斷與計算,想要明哲保身,竟然都是種妄想。

接連幾年被直接間接地捲入大國的大活動浪潮中,我已經眼見太多在國家機器計算與鼓動的迷惑下,人會多麼自以為是,妄想能從中攀爬至頂的狂言與愚蠢了,因此看到Hanna微帶迷惑站在法庭上,甚至不知道怎樣辯解的神情時,突然覺得,阿呀她是真的有罪又無辜啊。

也因此,在為了這個她終生都不可能弄清楚大是大非的謎團中被禁錮,她更需要一線曙光,這個他以持續的耐心與獨白給了,但也是那最終輕微退開的一小步,讓她清楚,終究,她不過是一個與誰都無關的殘渣。 

絕望,比根本就不懂更可怕。
就像窗外日日見到的央視配樓殘骸,宿主姐姐跟我說,在我們落地窗這面見到的還算好,起碼還有樓型,若從東邊另外一邊看去,那正面的一個大窟窿,簡直就是黑洞;就像被火山吞沒的龐貝古城,在多年後被修復那樣,當年因為意外來得太猛烈,吞沒了所有一切,曾經存在的人體與建築等,都只剩空洞,多年後得先灌入石膏漿液,才能恍惚見著當年的奔走與輝煌。

所以寧可離開吧。她終究懂了。 
這些真的計較起來,誰都沒有錯,卻誰也都是兇手。 

如果這世間,可以減少些錯待,大抵就是最大的修行福份了。 

就像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的雞蛋論中所說的:  
「我今日只想對你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都只是一個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雞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Be nice. The reader said.  

 

衍生閱讀一: 
豆瓣上寫得很好的一篇評論:http://www.douban.com/review/1593371/

衍生閱讀二: 
村上春樹的雞蛋論: 
總是和雞蛋站在同一邊

我是以小說家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說,我的身份是一個專業的謊言編織者。

當然,說謊的不只是小說家。我們都知道,政客也會。外交人員和軍人有時也會被迫說謊,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工人也不例外。不過,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沒有人會用道德標準去苛責小說家的謊言。事實上,小說家的謊言說的越努力,越大、越好,批評家和大眾越會讚賞他。為什麼呢?

我的答案是這樣的:藉由傳述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造出看來彷彿真實的小說情節,小說家可以將真實帶到新的疆域,將新的光明照耀其上。在大多數的案例中,我們幾乎不可能捕捉真理,並且精準的描繪它。因此,我們才必須要將真理從它的藏匿處誘出,轉化到另一個想像的場景,轉換成另一個想像的形體。不過,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真理到底在自己體內的何處。要編出好的謊言,這是必要的。

不過,今天,我不準備說謊。我會盡可能的誠實。一年之中只有幾天我不會撒謊,今天剛好是其中一天。

讓我老實說吧。許多人建議我今天不應該來此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敢來,他們就會杯葛我的作品。

會這樣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加薩走廊正發生的這場激烈的戰鬥。根據聯合國的調查,在被封鎖的加薩城中超過一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包括了兒童和老人。

在收到獲獎通知之後,我自問:在此時前往以色列接受這文學獎是否是一個正確的行為。這會不會讓人以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者認為我支持一個選擇發動壓倒性武力的國家政策。當然,我不希望讓人有這樣的印象。我不贊同任何戰爭,我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同樣的,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書被杯葛。 

最後,在經過審慎的考量之後,我終於決定來此。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太多人反對我前來參與了。或許,我就像許多其他的小說家一樣,天生有著反骨。如果人們告訴我,特別是警告我:「千萬別去那邊,」「千萬別這麼做,」我通常會想要「去那邊」和「這麼做」。你可以說這就是我身為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種很特別的人。他們一定要親眼所見、親手所觸才願意相信。

所以我來到此地。我選擇親身參與,而不是退縮逃避。我選擇親眼目睹,而不是蒙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不是沈默不語。

這並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信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責任。 

不過,要如何將這樣的判斷傳遞給他人,則是每個作家的選擇。我自己喜歡利用故事,傾向超現實的故事。因此,我今日才不會在各位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各位容許我發表一個非常個人的訊息。這是我在撰寫小說時總是牢記在心的。我從來沒有真的將其形諸於文字或是貼在牆上。我將它雋刻在我內心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說的:

「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是的。不管那高牆多麼的正當,那雞蛋多麼的咎由自取,我總是會站在雞蛋那一邊。就讓其他人來決定是非,或許時間或是歷史會下判斷。但若一個小說家選擇寫出站在高牆那一方的作品,不論他有任何理由,這作品的價值何在?

這代表什麼?在大多數的狀況下,這是很顯而易見的。轟炸機、戰車、火箭與白磷彈是那堵高牆。被壓碎、燒焦、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比喻的一個角度。

不過,並不是只有一個角度,還有更深的思考。這樣想吧。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容器理的靈魂。對我來說是如此,對諸位來說也是一樣。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這高牆的名字叫做體制。體制本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自作主張,開始殘殺我們,甚至讓我們冷血、有效,系統化的殘殺別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將個體的靈魂尊嚴暴露在光明之下。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用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讓人們落淚的故事,讓人們因恐懼而顫抖的故事,讓人們歡笑顫動的故事。這才是我們日復一日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先父在九十歲時過世。他是個退休的教師,兼職的佛教法師。當他在研究所就讀時,他被強制徵召去中國參戰。身為一個戰後出身的小孩,我曾經看著他每天晨起在餐前,於我們家的佛壇前深深的向佛祖祈禱。有次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告訴我他在替那些死於戰爭中的人們祈禱。

他說,他在替所有犧牲的人們祈禱,包括戰友,包括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可以看見死亡的陰影包圍著他。

我的父親過世時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沒機會知道一切。但那被死亡包圍的背影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幾件事物,也是最重要的事物。

我今日只想對你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都只是一個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雞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請各位停下來想一想。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特的,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踐踏我們。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自行其是。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要對各位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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