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兒多半都是某種預言，雷光夏的歌兒多半關於時間，但在北京聽過的歌兒卻多半關於空間，裡邊又直率地隱藏著這數十年空間劇烈變化的咒語，多年以後（哈）聽到，都有驚人的恍如隔世之感。
這趟離京前一晚，為了不打擾為了要回新疆過年因此得在家趕活兒的宿主朋友，只好在外找地方喝咖啡寫東西上網。
雖說已經立春的北京城此番並沒有我想像中的寒冷，但入夜了，還是很夠看，「春寒料峭」參差比擬，雖然沒到＂冷到發脾氣＂的程度，但在外邊仍然沒法兒站得太久，只能找幾個點兒窩著，通常住城東的話，就窩南鑼鼓巷的「九點半」，但當晚「九點半」熱鬧異常，並不適合已經張牙舞爪賣力表演了一天之後的休息，瞥了一眼，我就往隔壁的「這裡」走去。
「這裡」這晚很安靜，沒有捲舌音夸夸其談，沒有人打著橋牌噴著口水，我窩在暖氣邊，瞪著一缸子小金魚，捧著一杯其實不是很好喝的美式咖啡慢慢地寫著東西丟著MSN，每天都穿著紅色夾克的男孩服務生坐在另外一端打著接龍，而疑似是老闆的男子跟一個漂亮的長腿正妹（中戲旁邊的南鑼鼓巷特產就是正妹）並不大聲地聊著天。
突然，我聽到了，某個沒有多少修飾也沒有多少配器，卻曾經讓我很感動的聲音。
《野孩子》，不是羽泉改名前的團名，而是一個來自於蘭州的樂隊，也是當年，我在北京的第一年，沒有多少朋友的第一年，最常聽見的歌。
那時老三里屯南街還沒拆也沒過氣，有一間叫做＂河＂的pub，而在第一次看到北京樹梢葉子落盡的時候，有一個叫做Rainbow的朋友，帶我去那裡，看見並且聽見，有一個叫做＂野孩子＂的樂隊，每週五都會在那兒唱歌。
那時生活中沒有劇場沒有電影沒有白貓沒有私房小店沒有MSN，熱鬧了二十幾年，那是可稱之為最孤獨的一年罷，除了工作就是不知道該如何打發的私人時間，因此幾有將近半年，我週五若沒應酬或是出差，都會去那兒聽他們唱歌，從初秋，聽到雪盡過年回台灣。
在台灣的時候，我從來沒有忠心於哪個唱live的樂隊，即使China Blue有陣子唱的地兒就在我家對面巷子，即使大學時代離沒成名的五月天唱歌的漂流木、或是後來還沒成名的張懸唱歌的女巫店都很近，但是就是沒習慣也沒時間去聽現場，但在那時的北京，不知怎地，我就是被這個聲音黏住了。
「眼望著北方」，是我那時候最喜歡的一首歌：
我眼望著北方， 彈琴把老歌唱
沒有人看見我， 我心裏多悲傷
我坐在老地方， 我抬頭看天上
找不到北斗星， 我只看見月亮
我走過了村莊， 我獨自在路上
我走過了山崗， 我說不出淒涼
我走過了城市， 我迷失了方向
我走過了生活， 我沒聽見歌唱
可能那時自以為是的心情很像吧。
自以為孤單被放逐，自以為遠在家鄉千里之外，自以為慘兮兮沒人愛。
而這些並沒有Vivien Westwood包裝、聲音也不華麗又沒有電音配器、有時候唱得高興還會不小心走音卻一點兒沒發現的他們，即使在落雪屋子又漏風的冬夜，配上屋外傳來的烤羊肉串香與濃重菸草味，卻讓人有恍若回家的溫暖。
甚至他們用的沙鈴啊，來自於黃土高原的沙鈴，當鼓手翻來覆去地讓它發出淙淙的流水音時，我甚至錯覺那是摩西分開紅海的聲音，閉上眼睛，透過那道聲音，似乎就可以穿洋過海回到家。
後來其時隨著生活的熱鬧忙碌起來，加上他們也漸漸成名與三里屯的改建拆遷與俗氣，表演者與聽眾就如此地錯身各走各路；他們的唱片我本有兩張，丟在借放資料的四川朋友家，差點都要忘記在誰那了，但這次飄洋過海過來，我沒想到會在此時此地，再次聽見這個聲音。
這中間，我來了又走了又來了，而三里屯的歌舞昇平也轉移到後海，甚至進犯到本來是寧靜無華的南鑼鼓巷，這城市與人世的變化沒想到如此倏忽，「找不到北斗星」，歌詞中早就預言了。
向紅夾克的男孩借唱片來轉錄到電腦中，我說，「我本來有，但是覺著弄丟好久了。」
（不知道是這句話還是春寒的夜裡使然，後來紅衣男孩端來一小碗熱呼呼的餃子請我吃，一口咬下竟是有羊肉餡的，煙霧氤暈中，恍惚，又聞到當年屋外傳來的烤羊肉串香。）
附註：《野孩子》介紹：
樂隊成員：
張佺：主唱/吉他/口琴
小索：主唱/吉他（已故）
張瑋：手風琴/沙棍/合音
陳志鵬：手鼓
李正凱：貝司
張蔚：打擊樂（特邀）
1995年張詮和小索在蘭州甘肅組建野孩子樂隊，抱著對中國傳統民間音樂的熱情，同年他們進行了為期一年的沿著黃河的徒步旅行，目的地是內蒙古。通過一年的研究創作，他們勝利的到達內蒙古。
1997年在蘭州老家做首場演出，鼓手周國彬加入野孩子樂隊。1998年野孩子樂隊來北京的大西俱樂部演出。1999年野孩子樂隊正式與芥子園製作合作，推廣現代民間音樂是他們共同的願望和目標。
經過長時間的排練演出，1999年2月芥子園組織了野孩子樂隊首張同名專輯《野孩子》的首發演出。野孩子樂隊成功的參加了1999年11月在英國倫敦現代藝術學院舉辦的"北京在倫敦"當代中國藝術節，並得到了英國國際電臺、電視臺的大量關注和報導。在倫敦的演出場所還包括：倫敦國家大戲院、維多利亞火車站、SOAS亞非大學等。2000年7月野孩子參加法國小學舉辦的法國音樂節。
野孩子的音樂可以用不插電的風格，完美獨特的合聲、配器來形容。明快而富有民間色彩的節奏和獨具風格的演唱，對現代音樂和民間傳統音樂的有機結合，使他們的音樂即不是對傳統民間音樂的簡單模仿，也不是生硬的改編傳統民間音樂。這來源於他們成長時民歌的影響，他們的作品同時記敍著中國民間音樂的歷史。
離開家的磨練和對音樂的執著註定了他們音樂中如大西北的坦蕩和多產，在創作了30多首作品和換了幾個鼓手之後，2000年由張詮和小索從新組建野孩子樂隊，有李正凱、陳志鵬、張瑋的加入參加了法國小學的音樂節。樂隊依舊保持著每年參加黃河兩岸舉行的"花兒會"這個由民間主動發起的上萬人參加的對歌大會。
野孩子大事記
野孩子樂隊于1995年2月在杭州組建，有張佺、小索兩名成員。同年5月他們回到出生地蘭州，通過近一年的時間對西北民間音樂進行了考察，其間包括從延安出發沿黃河步行至內蒙古，並進行了一系列創作活動。
1996年3月，張佺、小索來到北京，先後和一些樂手合作排練。
1997年元月1日和張健（口風琴），嶽浩昆（貝司），於偉民（鼓手）一起在大西俱樂部作了野孩子樂隊來北京的第一場演出；同年3月，來自四川的鼓手周國彬加入樂隊，首次使用了由中國民間鼓改制的手鼓；8月23日在蘭州舉辦了野孩子樂隊專場演出；同年10月，鼓手周國彬離隊。張佺、小索二人繼續在北京排練，作過一些非正式的演出，其間鼓手由葉鴻明代任。
1998年6月，鼓手高輝加入樂隊。
1999年初，野孩子樂隊錄製了第一張小樣《咒語》，並於2月6日在北京作了樣帶發行演出；11月，野孩子樂隊參加英國當代藝術學院（ICA）舉辦的“北京在倫敦”藝術節；同年，鼓手高輝離隊。
2000年6月，與鼓手周國彬再次合作，參加了在北京法國學校舉辦的“法國音樂節”。李正凱（貝司）和冬子（沙棍）參加了此次演出；同年7月，張瑋（手風琴）、陳志鵬（手鼓）和李正凱（貝司）正式加入野孩子樂隊；8月24日，樂隊在北京“藏酷”酒吧作了專場演出，並錄製了第一張現場演出CD《IN THE LOFT》。
2001年，野孩子樂隊在北京“河”酒吧作每週固定演出；同年5月18日，參加在北京大學舉行的“新青年新音樂”活動。
2002年5月，野孩子樂隊參加北京迷笛音樂節；同年6月，地下發行首張CD《咒語》；8月，參加在雲南省麗江舉辦的“麗江雪山音樂節”；11月在上海“ARK”酒吧作專場演出，並錄製了第二張現場演出CD《上海ARK現場》。
2003年2月，野孩子樂隊特邀張蔚擔任打擊樂手並參加在香港舉辦的香港藝術節“北京謠滾”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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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鶯出門——在野孩子的記憶裏
作者：顏峻
“春天來了，飛鳥來了，來了新的後裔，帶著同樣的故鄉之歌回來了。聽一聽這一年的英雄頌歌吧！暴風雪的狂威，冬夜短暫的夢！一切都融化了，一切都在永不死亡的民歌的鳥的美妙的歌聲中昇華。”
是野孩子讓我想起安徒生，並且固執地引用了《民歌的鳥兒》中的句子。我還找到了兩年前發在《粵港資訊日報》上的那篇《夜鶯回家》，我找到了張全和小索的過去——一個是從西寧來到蘭州的第一代樂手，一個是土生土長的蘭州小夥；他們走過了中國的很多地方，在杭州開始使用“野孩子”這個名字；他們在田野和山間唱歌，給教會他們唱歌的人民聽；他們有過幾個鼓手，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認識了現在的鼓手，他名叫高暉；他們是三個光頭，手鼓，木吉他加木吉他，一直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如此熱愛樸素的事物，為什麼能夠真實地生活在首都又始終與勞動者聲氣相通。那一年我在北京與他們見面，“真正的精英聽真正的音樂”，他們對我說，如此自信。之後我在蘭州聽野孩子唱歌，當場承認了他們是真的精英。
如此溫柔的勞動的節奏，如此清潔的方言的口音，純正的民歌和新鮮的改造，誰能像野孩子那樣不露痕跡地給傳統新的生命？現在我穿過東城區和崇文區回來，聽野孩子借用西北民歌和古典吉他錄製的小樣，我知道他們還借用了一點美國人的民謠、鄉村，不分聲部的齊唱讓聲音壯大，像世界上所有的勞動者，但是，為什麼我非得在天亮之前寫完這篇稿子，而不是趴在電腦前睡著，夢見我媽？“路上的人兒，你自己走自己唱自己張望。”路上的野孩子會用布魯斯音階和花兒音階跳舞，似乎在無限地迴圈，又像大地上傳統和自然的美——他們不是在回歸，他們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傳統和自然，那冗長散漫的曲式被四季和勞動變成了感人的流暢，而有了文學色彩的歌詞卻提煉了民間，野孩子在直接使用民歌的時候不土氣，在編織演奏曲的時候不先進，誰知道他們為什麼如此單純？在精神的底下，音樂始終是陌生的——在野孩子的記憶裏，有太多大地和人民的聲音，反而沒有哪一樣固定的傳統，技藝的進步會體現在編曲上，他們在北京默默地居住和演出，聲音純熟了。
在上個月，野孩子向我微笑，說起了蘭州。他們一直不急於出專輯，作品也還是不多。他們的小樣《咒語》在流傳。“魚”音樂工作室為他們創造了去英國演出的機會。
作為精神生活的愛好者，我說不好哪里是家，但是現在野孩子說：“趁著天黑，他們還沒起床，你就走了。”夜鶯出了門，從叮咚的聲音裏人們聽出來，路上和家裏一樣。
附：
夜鶯回家
顏峻
讓野孩子樂隊出現在《粵港資訊報》“地下絲絨”這個欄目，其意義是不言自明的：一個人在這世界上的價值，並不取決於他/她的新聞價值、形式標籤和人造光環的大小，地下音樂家如果不能在智慧和感情的領域內為人民服務，就只是娛樂遊戲中的籌碼和標籤。
野孩子上個月(1997.8)在蘭州的三場演出充其量吸引了1000名觀眾，加上今年元旦自北京大西俱樂部Party以來的少量演出和Channel[V]的專訪，認識他們的人也決不會比任何一類追星族多。簡單地說，野孩子是它的成員在祖國大地上漂泊謀生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那是1995年2月的杭州，有歌為證：“那一年下雪的時候，走出了家走出了蘭州。兩腳埋在雪裏頭，我是要往那裏走。杭州的西湖太美，美得就像天堂的眼淚，美得讓人心兒醉，美不過那黃河水……”(《黃河謠》)這是張詮(他19歲從西寧來到蘭州幹歌廳)和小索(小名叫軍娃的蘭州小夥)的故鄉之歌，後來也是四川籍鼓手周國斌(今年3月他在北京加入樂隊)的大地之歌。一副腰鼓改裝的手鼓、兩把木吉它、三顆勞動者的心，這就是野孩子。他們以撼動心靈(如果它還不曾被你遺棄)的方式獲得擁戴，這擁戴來自更多更廣泛更難以統計的中國人民和勞動人生，其實，這擁戴也就是聽者對自己、對生活的尊重與愛。在蘭州黃河音樂生產社的組織下，回鄉度假的野孩子在一家迪廳做了“彙報演出”，青年從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聚集過來，帶著經濟拮据的痞氣和誠實的笑容為他們鼓掌——“星期天的下午我來到了西固城*，一個漂亮的姑娘從馬路上走過來，我知道我沒錢只看了她一眼，她說我是個不太正經的流浪漢。啊喲這是什麼地方？”(《來到西固城》)
這樣，客居北京的野孩子其實早已得到了廣大中國百姓的認可，剩下的，似乎只是讓他們相互見面、歌唱、聆聽。這不會太遠，野孩子正在為一家唱片公司工作，一如他們沉穩的性格和音樂，事情正在從十年流浪向一張唱片發展開去。
Channel[V]說他們是前衛音樂戰士，這其實不錯，因為把西北各民族的民間音樂、北美民謠、囚歌傳統、少量方言、花兒唱腔與一種延綿流動的節奏溶在一起，甚至溶在血裏，做當代的和低層的歌唱，這無疑前無古人。以那種迴圈的、不規則的節奏為基礎，野孩子把時代引回了勞動的韻律中——“我見過撒種子的婦女，她一邊揮手一邊唱花兒，因為這種運動，她唱得和舞臺上的花兒完全不一樣！”以詩意和堅定的信心，他們又把市井鄉野的語言提升到一再肯定和昇華的曲式中——在那首帶著文學色彩的歌中，他們唱了北島的《一切》，副歌部分卻是野孩子式的齊唱：“你們的熱血消失在，消失在你們的思想中；你們的愛情消失在，消失在你們的懷抱中”。儘管前衛一直被解釋為文明的邊緣、心靈的裂變和時代的冒險，但野孩子卻說：“他們只能代表少數人，我們才是和時代貼得最近的，因為勞動人民還是大多數。”在中國歌舞團潮濕的地下室裏，小索在牆上貼了一張《音樂殖民地》附送的Kurt Cobain像。Nirvana給他們的啟示是：簡單、有力、不做戲劇式的表演。這三個固執、健康、樸素的青年並不擔心自己失於保守，他們說：“真正的精英聽真正的音樂。”
他們唱著破舊的廠房和新蓋的商場，他們唱著我的朋友你為什麼害怕失眠，他們唱著歌走過南方的城市和北方的山野草原，他們音色乾淨像青銅和黃銅，而節奏迷人像最初的舞蹈，現場大段的演奏和大量的反復把鬆散變成了重現的背景：人們被命運驅使著，又在這驅使中雙手勞動、生長、重複和創造簡單的幸福。安徒生筆下的夜鶯就是這樣，它唱著高級的歌，使人忘記憂愁，但又並不住在高級的皇宮裏，它見過太多的欺詐、壓抑、悲劇和犧牲品，但這只能讓它成熟起來，唱得更有信心。“不要問山高路遠我是誰，不要管太陽下面我信誰，不要說冷了餓了我恨誰，不要等花開花落我愛誰。”(《野孩子》)作為與城市文明背道而馳的音樂人，他們的兼收並蓄只是向著民間音樂開放；而作為簡單的人，他們的保守卻贏取著生命本身的自由——他們把粗陋的流浪漢彈唱曲發展到了豐富的新音樂，也讓自然主義的底層煥發出詩意——它混合著草葉、機床和海洋牌香煙的氣息，經過日曬雨淋，變得健康，我們為自己身上的美而激動了，並不再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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