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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事情，而這篇文章剛好切中了很多疑惑。
不管是電影或是劇場產業（劇場有產業嗎？！）的思考，或是關於人性混亂的疑惑，這篇文章真有雷擊心坎的效果。
陳可辛真的很厲害，他的電影從來不是拍表象的愛情或是結義，而是更斬釘截鐵的洞見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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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億元究竟有多大？陳可辛侃中國式大片遊戲規則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自述：陳可辛
採訪：南方週末記者 袁蕾
錄音整理：實習生 陳軍吉 發自香港
[2008-01-23 16:28:20]
●中成本的電影永遠是電影業健康的一個指標。
●我是看到《無極》，才知道賀歲檔期有多重要——那個檔期已經代表觀眾一半是要進戲院的，不管你什麼戲。
●投資方要看的就是兄弟情、桃園結義，三個很好的朋友因為一些事情結果改變了，但我一直想講的，知識份子跟武夫不是朋友。
中國電影完全是歇斯底里的狀態
之前我是不知道一部大片究竟有多大的。
2005年《如果•愛》上映的時候，我跟很多記者溝通，他們都說這個戲不像大片，我說我已經花了七八千萬元人民幣了，還有三個明星，但他們還是覺得這不是大片，後來他們告訴我，《無極》才是大片。
用香港那一套大片規則來算：我三個明星都比《無極》的明星大，有張學友、金城武、池珍熙，絕對比謝霆鋒、張柏芝、張東健、真田廣之加起來價格貴。韓國演員便宜，日本演員更便宜，便宜到100萬就可以了，日本的制度基本上很牢，演員被大公司控制，基本上跑不出來，木村拓哉也跑不出來，也不過是一二百萬人民幣。最貴是香港，更貴是香港去了美國的演員。後來《無極》到了香港，票房就只有五百萬，香港觀眾只認明星，這也證明《無極》的明星是不到位的。
《如果•愛》在內地上了兩個星期，票房很好，但是到《無極》上的那天，一個戲院11個廳，一夜之間一個廳都沒留給我。我昨天還坐著60%的觀眾，今天就一個廳都沒有了。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銀幕不夠，來一個大片，大家想看的時候，其實11個廳都還不夠。我才開始明白，哦，原來內地的規則完全是相反的：我們是明星制度，導演只是吸引明星的人跟把故事講好的人，觀眾永遠沖著明星去，而內地恰恰相反，是導演中心制。現在2000萬元的電影沒有人投資，但是3億元的影片就能找到投資。因為劇院票價高，內地觀眾一年進戲院看的沒兩三部，所以他一定是選最大的，別的電影他都選擇在家裏看盜版。每個投資方聽說投資2000萬，連故事都不會來聽你的。
大部分2000萬的電影，觀眾都不進影院看：第一，你的明星不夠大；第二，你的場面不夠大。三五百萬的戲有人投，500萬給你，你愛拍什麼拍什麼，它可以從電影頻道、DVD收回成本。2000萬的片子你沒辦法通過這些下游手段收回成本，戲院不夠，所以票價高；票價高，觀眾就只會去選大片，然後買盜版看。電影院要衝著一些很大的片去，變成11個廳都做一部大片。
其實全世界的觀眾現在都沖著大電影看，美國也這樣，中國只是更極端。我不是拍小成本的獨立電影，我也不喜歡拍大片，我從《風塵三俠》、《金枝玉葉》、《雙城故事》，一路成長拍的都是中成本片，但這些戲基本上現在都沒有出路，你拍完就沒人買了，外國沒人買，中國沒人看。那是很實在的狀況。
但是中成本電影是電影裏面最重要的，中成本的戲就是戲劇，沒有中成本的電影，就沒有健康的電影圈。就等於一個社會需要中產階層，中產永遠是最重要的階層。所以中成本的電影永遠是電影業健康的一個指標。
這就是現在中國電影一個完全歇斯底里的狀態。
3億元是怎麼煽來的
3億元的投資可以從演員的片酬倒推出來。
投資多少主要是看演員多少錢才肯來。你有了這些演員，基本上歐美、新馬泰、韓國、日本、香港，20分鐘就能夠幫你算出票房來。這些地方能賣多少錢是買片人決定的，買片人的決定是參考這些演員上一部戲票房來的，打三四個電話，就能知道這部戲你將能賺回多少錢。李連杰、劉德華、金城武三個人的片酬就得1億元，演員的片酬占總投資三分之一是很健康的，這在海外也是很正常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人是希望把明星和拍片的比例儘量控制在一半對一半，結果臺灣老闆一路來搶人，比如李連杰正在拍別人的，他偷偷跟他說，我給你多1000萬，你先拍我的。一共10塊錢，7塊給明星，剩下3塊去拍戲，這3塊不夠？不夠就隨便找個便宜的導演，找個便宜的編劇。他們又來跟導演說，陳可辛，我有個方法拍演員更便宜，我有李連杰，幹嘛去拍那麼大場面的戲？觀眾最愛看就是李連杰打，那就把李連杰關在一個房間裏，讓他不停打，兩人對打能花多少錢呢？拍6個月都花不了多少錢。臺灣電影最後就是這樣被弄垮的。
要保證影片的品質，就得保證還有三分之一的錢來拍攝，很容易推算出來要3億元。這樣你很容易看，減掉演員的片酬，你剩下的錢夠不夠拍這部電影，夠拍你就可以拍了，不夠拍的話你就再回來，要不跟演員商量能不能便宜一點；要不跟投資方說，這個戲其實比想像中的大，能不能再給多一點錢——就那麼簡單。
這3億元來得真不是太難。我第一個說服的是我的搭檔摩根，很早前我有個雛形的概念跟他講，他就很興奮了，不停地出去跟別人說這個戲是一個很不同的戲，然後他去說服寰亞的老闆林建岳。林建岳聽這個老外一路在吹，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找了我去麗晶酒店聊了一次，他不看劇本，就是讓我給他講這個故事，他坐在那邊聽了15分鐘，聽了大概的故事，第一場戲李連杰從死人堆裏爬出來，見到徐靜蕾。他說明白了，行。以後真的問都沒問過，他拿的錢最多，快一半了。
然後我去找了中影公司的韓三平。我說：“韓總，我有2億多，你有沒有1億？”或者有沒有8000萬，或者7000萬？中國的市場是，你就算票房賣了2億，都回不了1億，你叫韓三平突然拿3億來做一個他明知道回收不了3億的市場，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他給的份額不能多過1億元，可能要更少，但這部分一定加。今天內地跟海外的合作，其實都是我們拿了大股，帶來了海外的信心。我們是海外的專業戶，我們占大部分，你是國內的專業戶，賺了錢之後大家分。你讓他負責國內，其實也就是給他一個限制了，他既然有這個投資在裏面，肯定會給我一個回報，虧的時候大家虧的，中影也虧，我們也虧。我把《投名狀》的劇本給了韓三平，跟他講了我演員的大概結構，他聽了以後說：“好，就2007賀歲檔。”
我是看到《無極》的時候，才知道賀歲檔期有多重要——那個檔期已經代表觀眾一半是要進戲院的，不管你什麼戲。 3億元都得花出去 為什麼這個戲貴？以前有那麼多演員的戲，通常演員的片酬比例占到了60%以上，會避免大的場面；要麼就是找一個貴的演員，配兩個不貴的演員。 裏面人物穿的都是破破爛爛的，每件衣服都是新的然後做舊，群眾演員的棉襖每件都不下1000元，整個衣服花費就不下3000萬元。
對一部幾百萬元的片子來說，可能你的資源需要儘量節省，但當你在做一部大片的時候，你拿到這些資源之後，就必須把這些資源盡力地消耗，不是要浪費，而是儘量去消耗。 第二步就是故事。很多人拍大成本的時候，因為成本多，覺得不能浪費，覺得我每一分鐘都要讓觀眾覺得自己花的60塊、80塊很值得，就從頭到尾都是人，很多時候忽略了電影本身戲劇。 我的方法是，在大片裏講中成本電影的東西。 《投名狀》本身的故事格局大，它不是硬用戰爭撐起來的，戰爭是格局的需要。格局講戰亂、講時代。只是說大場面背後還是有細膩的東西，我沒有迷失在大場面裏面，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大場面。
細膩的東西不代表格局小。其實拍大片很費勁，我還是拿了很多精力花在一些不是劇情的身上，動作啊什麼的對一個文戲導演特別費勁，我得顧及這個場景是否好看。拍文戲沒有那麼多的東西要兼顧，你可以更搞好戲劇。 投資方肯定有投資方的要求，比如他們要李連杰不停地打，打完之後就飛，覺得現在沒飛夠。但其實我都沒有妥協，比如他們要更多的動作場面，我其實就只拍那麼多，而不是拍了很多場景然後剪掉，所以沒有辦法找更多的動作場面加進去，除非再回去補拍、再加錢。
這次中外投資方意見都蠻統一的，其實連韓三平都說：“小心他們穿得破破爛爛的，中國觀眾不一定喜歡啊。”他看到海報、劇照不停跟我說：“可辛啊，我們還是喜歡穿得漂亮一點的。” 我一直都在跟他們說：“你放心，進南京，進南京就不破爛了。”其實進了南京還是沒有那麼多顏色，因為那是寫實的戲，怎麼會進南京突然間就變成很美？但南京是最後拍，他們一直在等南京，結果等到南京，影片也差不多拍完了，他們看到了整個故事，只要入戲他就不會在乎南京不漂亮，不會覺得在要求別破破爛爛。 好在我是監製，我覺得我懂觀眾。發行商是永遠保守的，因為他們只看到票房，票房其實不一定代表觀眾的喜好，因為票房有時候是你在強迫觀眾只喜好一樣東西，所以票房不是百分百的真實。
大家說票房是硬道理，但是因為是我們造成的這個道理，因為我們一直不改，給同樣東西給觀眾，觀眾沒得挑也就收了。 我覺得作為電影人，我們要比觀眾走在前面，但不能前太多，就前那麼一步，往前兩步可能都會危險，但你不知道每次是走前一步還是兩步，因為你不知道觀眾其實站在哪兒。
我以為《如果•愛》是走前了一步，但現在看來是走前了三步，每次都到上畫那天，你才知道觀眾怎麼接受你的戲。 這一次其實是真的挺喜出望外的，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主題上它其實並不是那麼商業，它在手法上很商業，它主題上——因為它其實挺沉重的，其實觀眾基本上應該不喜歡很沉重的戲，起碼所有人都說觀眾不喜歡很沉重的，所以這次其實——就是說就每一次你都在賭，在賭你究竟比它走前多少。 當然你可以不賭，不賭就是永遠走它後面，你就不用，但走它後面的話，電影就很不好看，而且很快這個工業就會垮下來。香港八九十年代為什麼垮下來？就是因為都走在觀眾後面。
知識份子和土包子
銀幕上很多戰爭，銀幕下也是戰爭，跟不同投資方較勁。 我沒有試過在剪片的時候面對那麼多政治，所有投資方合起來去希望攻擊我拍的版本，最主要的是這個電影太沉重了，不像商業電影。
我問投資方，你一早就看到劇本，知道是一個沉重的戲，為什麼還投？投資方有時候有勇氣，是一種浪漫，就跟兄弟情一樣，大家都想做一番事情，結果事情做出來了又開始擔心，覺得戲太灰暗了，灰暗不是指顏色，而是人物，人物沒有出路，包括幾場戲，有些在內地沒有了，血腥的。 大家都喜歡震撼，但又不喜歡真的把你震到的東西，沒有出路的東西，真的讓你回去想半天的，你就不要開。
比如徐靜蕾的戲不夠也是反規則的，海外永遠要愛情，大家常拿來比較的就是《勇敢的心》，我覺得那部戲很假，但是大家都喜歡。尤其是女人戲那段，好萊塢一定要有那段戲。 中國今天市場開始開了，但是還不健康，有不健康的不好，也有不健康的好。
對電影的審查，這個審查還不是電影局的審查，而是投資方的審查，去到好萊塢的平衡、藝術，這部戲一定拍不了。主題、結果，好萊塢一定有8個穿西裝的人來跟你商量，能不能不殺徐靜蕾，能不能把兩個強姦犯換兩個年紀大一點的人…… 這是一部不容易吃下去的戲，但一部這麼大投資的戲，就不能那麼不容易吃下去。它違反了很多商業電影的規則，用了很不商業的電影手法去拍。
第一違反了友情浪漫，誰都在等待英雄本色，結果出來這些人都沒情沒義。商業電影要把所有觀眾的情緒集中在一個點，一路打反派，這部電影你不知道該站在誰的立場。尤其是這麼大的商業電影。 其實我覺得絕對跟《英雄本色》不同，《投名狀》是血淋淋的。道德觀也是，中國電影的道德觀跟美國的道德觀一樣都很保守，要黑白分明。 正派主角劉德華會站出來大義凜然地說：“強姦有什麼不對，我們每天都在做。”然後李連杰出來一定要殺兩個少年強姦犯，這就是極度違反規則的，因為我讓正派做了反派的事，讓反派做了正派的事情。觀眾可能當時都覺得劉德華是對的，但其實回來再想，劉德華怎麼可能對？那兩個人剛剛強姦了兩個女孩。這在好萊塢絕對不會發生，不管湯姆•克魯斯還是湯姆•漢克斯，都絕不會去殺小孩，人物也絕對是黑白分明。 我們用了很緊的剪輯方式，把觀眾哄到覺得李連杰很有心機的情緒上，看的當時觀眾不會分析，但要看第二遍之後，或者回去細想才會發覺，那是特別彆扭的。
那場戲是我最喜歡的一場戲，也是我最堅持的。跟我最鐵的搭檔反對，劉德華反對，李連杰反對，所有人都反對，這場戲不能拍，這場戲是在講什麼？這是違反投名狀的。但我就是覺得一定要拍，這是一個轉捩點，是知識份子跟兩個沒念書的武夫真正的磨合，影片是講兄弟結義的“投名狀”，但實際上“投名狀”是假的。
但這個我開始不能講出來，否則投資方就不讓我拍，投資方要看的就是兄弟情、桃園結義，三個很好的朋友因為一些事情結果改變了，但我一直想講的，知識份子跟武夫不是朋友，也交不了朋友，知識份子根本不把武夫當成朋友，他們其實是沒有友情基礎的。我使勁要告訴大家，人可以變壞，本來是共患難，結果不能共富貴。但我要講的是他們從來就不能“共”。
後來劉德華和李連杰還是不能理解，他們開玩笑跟我說：“導演就是知識份子，我們就是土包子。”
不管是電影或是劇場產業（劇場有產業嗎？！）的思考，或是關於人性混亂的疑惑，這篇文章真有雷擊心坎的效果。
陳可辛真的很厲害，他的電影從來不是拍表象的愛情或是結義，而是更斬釘截鐵的洞見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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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億元究竟有多大？陳可辛侃中國式大片遊戲規則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自述：陳可辛
採訪：南方週末記者 袁蕾
錄音整理：實習生 陳軍吉 發自香港
[2008-01-23 16:28:20]
●中成本的電影永遠是電影業健康的一個指標。
●我是看到《無極》，才知道賀歲檔期有多重要——那個檔期已經代表觀眾一半是要進戲院的，不管你什麼戲。
●投資方要看的就是兄弟情、桃園結義，三個很好的朋友因為一些事情結果改變了，但我一直想講的，知識份子跟武夫不是朋友。
中國電影完全是歇斯底里的狀態
之前我是不知道一部大片究竟有多大的。
2005年《如果•愛》上映的時候，我跟很多記者溝通，他們都說這個戲不像大片，我說我已經花了七八千萬元人民幣了，還有三個明星，但他們還是覺得這不是大片，後來他們告訴我，《無極》才是大片。
用香港那一套大片規則來算：我三個明星都比《無極》的明星大，有張學友、金城武、池珍熙，絕對比謝霆鋒、張柏芝、張東健、真田廣之加起來價格貴。韓國演員便宜，日本演員更便宜，便宜到100萬就可以了，日本的制度基本上很牢，演員被大公司控制，基本上跑不出來，木村拓哉也跑不出來，也不過是一二百萬人民幣。最貴是香港，更貴是香港去了美國的演員。後來《無極》到了香港，票房就只有五百萬，香港觀眾只認明星，這也證明《無極》的明星是不到位的。
《如果•愛》在內地上了兩個星期，票房很好，但是到《無極》上的那天，一個戲院11個廳，一夜之間一個廳都沒留給我。我昨天還坐著60%的觀眾，今天就一個廳都沒有了。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銀幕不夠，來一個大片，大家想看的時候，其實11個廳都還不夠。我才開始明白，哦，原來內地的規則完全是相反的：我們是明星制度，導演只是吸引明星的人跟把故事講好的人，觀眾永遠沖著明星去，而內地恰恰相反，是導演中心制。現在2000萬元的電影沒有人投資，但是3億元的影片就能找到投資。因為劇院票價高，內地觀眾一年進戲院看的沒兩三部，所以他一定是選最大的，別的電影他都選擇在家裏看盜版。每個投資方聽說投資2000萬，連故事都不會來聽你的。
大部分2000萬的電影，觀眾都不進影院看：第一，你的明星不夠大；第二，你的場面不夠大。三五百萬的戲有人投，500萬給你，你愛拍什麼拍什麼，它可以從電影頻道、DVD收回成本。2000萬的片子你沒辦法通過這些下游手段收回成本，戲院不夠，所以票價高；票價高，觀眾就只會去選大片，然後買盜版看。電影院要衝著一些很大的片去，變成11個廳都做一部大片。
其實全世界的觀眾現在都沖著大電影看，美國也這樣，中國只是更極端。我不是拍小成本的獨立電影，我也不喜歡拍大片，我從《風塵三俠》、《金枝玉葉》、《雙城故事》，一路成長拍的都是中成本片，但這些戲基本上現在都沒有出路，你拍完就沒人買了，外國沒人買，中國沒人看。那是很實在的狀況。
但是中成本電影是電影裏面最重要的，中成本的戲就是戲劇，沒有中成本的電影，就沒有健康的電影圈。就等於一個社會需要中產階層，中產永遠是最重要的階層。所以中成本的電影永遠是電影業健康的一個指標。
這就是現在中國電影一個完全歇斯底里的狀態。
3億元是怎麼煽來的
3億元的投資可以從演員的片酬倒推出來。
投資多少主要是看演員多少錢才肯來。你有了這些演員，基本上歐美、新馬泰、韓國、日本、香港，20分鐘就能夠幫你算出票房來。這些地方能賣多少錢是買片人決定的，買片人的決定是參考這些演員上一部戲票房來的，打三四個電話，就能知道這部戲你將能賺回多少錢。李連杰、劉德華、金城武三個人的片酬就得1億元，演員的片酬占總投資三分之一是很健康的，這在海外也是很正常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人是希望把明星和拍片的比例儘量控制在一半對一半，結果臺灣老闆一路來搶人，比如李連杰正在拍別人的，他偷偷跟他說，我給你多1000萬，你先拍我的。一共10塊錢，7塊給明星，剩下3塊去拍戲，這3塊不夠？不夠就隨便找個便宜的導演，找個便宜的編劇。他們又來跟導演說，陳可辛，我有個方法拍演員更便宜，我有李連杰，幹嘛去拍那麼大場面的戲？觀眾最愛看就是李連杰打，那就把李連杰關在一個房間裏，讓他不停打，兩人對打能花多少錢呢？拍6個月都花不了多少錢。臺灣電影最後就是這樣被弄垮的。
要保證影片的品質，就得保證還有三分之一的錢來拍攝，很容易推算出來要3億元。這樣你很容易看，減掉演員的片酬，你剩下的錢夠不夠拍這部電影，夠拍你就可以拍了，不夠拍的話你就再回來，要不跟演員商量能不能便宜一點；要不跟投資方說，這個戲其實比想像中的大，能不能再給多一點錢——就那麼簡單。
這3億元來得真不是太難。我第一個說服的是我的搭檔摩根，很早前我有個雛形的概念跟他講，他就很興奮了，不停地出去跟別人說這個戲是一個很不同的戲，然後他去說服寰亞的老闆林建岳。林建岳聽這個老外一路在吹，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找了我去麗晶酒店聊了一次，他不看劇本，就是讓我給他講這個故事，他坐在那邊聽了15分鐘，聽了大概的故事，第一場戲李連杰從死人堆裏爬出來，見到徐靜蕾。他說明白了，行。以後真的問都沒問過，他拿的錢最多，快一半了。
然後我去找了中影公司的韓三平。我說：“韓總，我有2億多，你有沒有1億？”或者有沒有8000萬，或者7000萬？中國的市場是，你就算票房賣了2億，都回不了1億，你叫韓三平突然拿3億來做一個他明知道回收不了3億的市場，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他給的份額不能多過1億元，可能要更少，但這部分一定加。今天內地跟海外的合作，其實都是我們拿了大股，帶來了海外的信心。我們是海外的專業戶，我們占大部分，你是國內的專業戶，賺了錢之後大家分。你讓他負責國內，其實也就是給他一個限制了，他既然有這個投資在裏面，肯定會給我一個回報，虧的時候大家虧的，中影也虧，我們也虧。我把《投名狀》的劇本給了韓三平，跟他講了我演員的大概結構，他聽了以後說：“好，就2007賀歲檔。”
我是看到《無極》的時候，才知道賀歲檔期有多重要——那個檔期已經代表觀眾一半是要進戲院的，不管你什麼戲。 3億元都得花出去 為什麼這個戲貴？以前有那麼多演員的戲，通常演員的片酬比例占到了60%以上，會避免大的場面；要麼就是找一個貴的演員，配兩個不貴的演員。 裏面人物穿的都是破破爛爛的，每件衣服都是新的然後做舊，群眾演員的棉襖每件都不下1000元，整個衣服花費就不下3000萬元。
對一部幾百萬元的片子來說，可能你的資源需要儘量節省，但當你在做一部大片的時候，你拿到這些資源之後，就必須把這些資源盡力地消耗，不是要浪費，而是儘量去消耗。 第二步就是故事。很多人拍大成本的時候，因為成本多，覺得不能浪費，覺得我每一分鐘都要讓觀眾覺得自己花的60塊、80塊很值得，就從頭到尾都是人，很多時候忽略了電影本身戲劇。 我的方法是，在大片裏講中成本電影的東西。 《投名狀》本身的故事格局大，它不是硬用戰爭撐起來的，戰爭是格局的需要。格局講戰亂、講時代。只是說大場面背後還是有細膩的東西，我沒有迷失在大場面裏面，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大場面。
細膩的東西不代表格局小。其實拍大片很費勁，我還是拿了很多精力花在一些不是劇情的身上，動作啊什麼的對一個文戲導演特別費勁，我得顧及這個場景是否好看。拍文戲沒有那麼多的東西要兼顧，你可以更搞好戲劇。 投資方肯定有投資方的要求，比如他們要李連杰不停地打，打完之後就飛，覺得現在沒飛夠。但其實我都沒有妥協，比如他們要更多的動作場面，我其實就只拍那麼多，而不是拍了很多場景然後剪掉，所以沒有辦法找更多的動作場面加進去，除非再回去補拍、再加錢。
這次中外投資方意見都蠻統一的，其實連韓三平都說：“小心他們穿得破破爛爛的，中國觀眾不一定喜歡啊。”他看到海報、劇照不停跟我說：“可辛啊，我們還是喜歡穿得漂亮一點的。” 我一直都在跟他們說：“你放心，進南京，進南京就不破爛了。”其實進了南京還是沒有那麼多顏色，因為那是寫實的戲，怎麼會進南京突然間就變成很美？但南京是最後拍，他們一直在等南京，結果等到南京，影片也差不多拍完了，他們看到了整個故事，只要入戲他就不會在乎南京不漂亮，不會覺得在要求別破破爛爛。 好在我是監製，我覺得我懂觀眾。發行商是永遠保守的，因為他們只看到票房，票房其實不一定代表觀眾的喜好，因為票房有時候是你在強迫觀眾只喜好一樣東西，所以票房不是百分百的真實。
大家說票房是硬道理，但是因為是我們造成的這個道理，因為我們一直不改，給同樣東西給觀眾，觀眾沒得挑也就收了。 我覺得作為電影人，我們要比觀眾走在前面，但不能前太多，就前那麼一步，往前兩步可能都會危險，但你不知道每次是走前一步還是兩步，因為你不知道觀眾其實站在哪兒。
我以為《如果•愛》是走前了一步，但現在看來是走前了三步，每次都到上畫那天，你才知道觀眾怎麼接受你的戲。 這一次其實是真的挺喜出望外的，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主題上它其實並不是那麼商業，它在手法上很商業，它主題上——因為它其實挺沉重的，其實觀眾基本上應該不喜歡很沉重的戲，起碼所有人都說觀眾不喜歡很沉重的，所以這次其實——就是說就每一次你都在賭，在賭你究竟比它走前多少。 當然你可以不賭，不賭就是永遠走它後面，你就不用，但走它後面的話，電影就很不好看，而且很快這個工業就會垮下來。香港八九十年代為什麼垮下來？就是因為都走在觀眾後面。
知識份子和土包子
銀幕上很多戰爭，銀幕下也是戰爭，跟不同投資方較勁。 我沒有試過在剪片的時候面對那麼多政治，所有投資方合起來去希望攻擊我拍的版本，最主要的是這個電影太沉重了，不像商業電影。
我問投資方，你一早就看到劇本，知道是一個沉重的戲，為什麼還投？投資方有時候有勇氣，是一種浪漫，就跟兄弟情一樣，大家都想做一番事情，結果事情做出來了又開始擔心，覺得戲太灰暗了，灰暗不是指顏色，而是人物，人物沒有出路，包括幾場戲，有些在內地沒有了，血腥的。 大家都喜歡震撼，但又不喜歡真的把你震到的東西，沒有出路的東西，真的讓你回去想半天的，你就不要開。
比如徐靜蕾的戲不夠也是反規則的，海外永遠要愛情，大家常拿來比較的就是《勇敢的心》，我覺得那部戲很假，但是大家都喜歡。尤其是女人戲那段，好萊塢一定要有那段戲。 中國今天市場開始開了，但是還不健康，有不健康的不好，也有不健康的好。
對電影的審查，這個審查還不是電影局的審查，而是投資方的審查，去到好萊塢的平衡、藝術，這部戲一定拍不了。主題、結果，好萊塢一定有8個穿西裝的人來跟你商量，能不能不殺徐靜蕾，能不能把兩個強姦犯換兩個年紀大一點的人…… 這是一部不容易吃下去的戲，但一部這麼大投資的戲，就不能那麼不容易吃下去。它違反了很多商業電影的規則，用了很不商業的電影手法去拍。
第一違反了友情浪漫，誰都在等待英雄本色，結果出來這些人都沒情沒義。商業電影要把所有觀眾的情緒集中在一個點，一路打反派，這部電影你不知道該站在誰的立場。尤其是這麼大的商業電影。 其實我覺得絕對跟《英雄本色》不同，《投名狀》是血淋淋的。道德觀也是，中國電影的道德觀跟美國的道德觀一樣都很保守，要黑白分明。 正派主角劉德華會站出來大義凜然地說：“強姦有什麼不對，我們每天都在做。”然後李連杰出來一定要殺兩個少年強姦犯，這就是極度違反規則的，因為我讓正派做了反派的事，讓反派做了正派的事情。觀眾可能當時都覺得劉德華是對的，但其實回來再想，劉德華怎麼可能對？那兩個人剛剛強姦了兩個女孩。這在好萊塢絕對不會發生，不管湯姆•克魯斯還是湯姆•漢克斯，都絕不會去殺小孩，人物也絕對是黑白分明。 我們用了很緊的剪輯方式，把觀眾哄到覺得李連杰很有心機的情緒上，看的當時觀眾不會分析，但要看第二遍之後，或者回去細想才會發覺，那是特別彆扭的。
那場戲是我最喜歡的一場戲，也是我最堅持的。跟我最鐵的搭檔反對，劉德華反對，李連杰反對，所有人都反對，這場戲不能拍，這場戲是在講什麼？這是違反投名狀的。但我就是覺得一定要拍，這是一個轉捩點，是知識份子跟兩個沒念書的武夫真正的磨合，影片是講兄弟結義的“投名狀”，但實際上“投名狀”是假的。
但這個我開始不能講出來，否則投資方就不讓我拍，投資方要看的就是兄弟情、桃園結義，三個很好的朋友因為一些事情結果改變了，但我一直想講的，知識份子跟武夫不是朋友，也交不了朋友，知識份子根本不把武夫當成朋友，他們其實是沒有友情基礎的。我使勁要告訴大家，人可以變壞，本來是共患難，結果不能共富貴。但我要講的是他們從來就不能“共”。
後來劉德華和李連杰還是不能理解，他們開玩笑跟我說：“導演就是知識份子，我們就是土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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