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品放生。

我們這一代，其實要面對的斷裂不會比上一代輕易。
從北京剛飛抵台北，行李還散在地上未收乾淨，就看起朋友惠賜的紀錄片，《台北京之比賽》、《台北京之過客》，即使疲倦滿格，還是看得滿心驚動。

觀點溫婉，但真是犀利的作品啊。

我們這一代，對於省籍問題其實已經模糊得幾近無感，或是在上一輩的混亂後，對於我們，與其說以本省外省區分，不如說你是哪個城市來的更有感覺，甚至隨著年紀的長成，昔日的故鄉，早就變成今日的落腳鐘聲。

但是擺脫不掉的深處認同，還是終有一天得面對。

從小家裡就是種族複雜，爸爸說台灣話，媽媽操著一口標準的眷村口音（北京的小朋友竟然說我媽的普通話比我還好），外公聽說是廣東潮州人，外婆則是福建福清人（所以講的可不是閩南話呀），因此為了避免雞同鴨講，家裡打小就一直講國語（普通話），看電視也都跟著外公看包青天，吃的是外婆愛吃的酒釀紅糟；而我每年兩次，隨著爹媽開車往返六龜與台北探訪爺爺奶奶，去鄉下圖新鮮盪鞦韆灌蟋蟀打芒果的興奮遠比看爺爺奶奶多，見了老人家，除了吃飯、阿公、阿嬤，根本說不上幾句台語，一直到小學六年級要辦身分證，我才知道我的籍貫原來是一個我打小出生以來，從來沒去過的台灣雲林。

我原來是「台灣」人哪。是一個連把一支小雨傘都能唱成一支＂瘋＂雨傘的台灣人。

是一個有八分之一原住民（奶奶有二分之一魯凱族）、二分之一＂台灣＂人，二分之一外省人，現在被北京人說「你回來啦」，被上海人說「嗐小令是半個上海人啦不用接丟不了」的，台灣人。

關於台灣是不是一個獨立個體的辯證與認同，最早的記憶其實來自於一場混亂。

我後來才知道，跟外省人老婆與丈母娘等一起住的老爹，其實很早很早，早到鄭南榕都還沒有自焚前，還曾經做過黨外雜誌的地下搬運工。

有一年過年回南部看爺爺奶奶時，一台小麵包車上後座裝滿了雜誌，然後就這樣林口楊梅埔心一個小鎮一個小鎮地這樣送下去。廉價油墨的氣味，跟火腿臘腸的油膩味揉在一起，有一種奇異的催眠氣氛，反正從小就是哈比人，坐在雜誌上，頭幾乎要碰到車頂，卻還是開開心心地一路醒醒睡睡下去，而在我爹於休息站小睡的空檔，我翻翻屁股底下的雜誌，淨是些看不懂的議論，講著台灣正名等等的議題，我還想，耶？台灣島不叫台灣嗎？那地理課本上印的那是什麼？

（果然遺傳這件事情是有發生作用的，看哪這多麼像我們現在一個咖啡館一個咖啡館地擺放DM的死心眼。）

車到台南，後廂中的雜誌只剩沒幾落了，而疲倦與興奮跟雜誌的數量呈反比，但突然，警笛大作，紅藍燈的泛光溢滿車前窗，原來我們竟然被警察攔下來了。

對於從小在功課上沒太糟糕過的我來說，那是第一次看見有人對我身邊的人那麼大聲說話，那麼兇，而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現下想起來簡直有點兒要被抄車的態勢，於是當時十歲出頭的我，就大哭出來。

還好這麼一哭，警察反而似有忌憚，圍觀人群也發現車上還有我媽我妹跟我等幾個女生，在嗡嗡嗡的議論聲中，我們全身而退。

我生平第一次，感覺到原來這個區區台灣兩字，背後有著那麼多危險的可能。而事實上，我小時對於台灣這兩字潛在中是有些排拒的，總覺得台灣這兩字對我來說就是離開台北，開很久很久的車回南部，到一個有點不是那麼乾淨、有點多人吃恐怖的檳榔、演講比賽冠軍的我話說不通的地方。

我以前沒那麼喜歡台灣的。呃。

後來隨著民進黨壯大得勢，台灣的主體性被放得越來越大，甚至有點膨脹過頭，有時看著那些倒行逆施去中國化的官僚作風，竟然恍惚錯覺跟當年對著我爹大聲吆喝的警察沒什麼兩樣，都是為了某種龐大機制的利益服務。都有點無奈。

而隨著長大出外的機會增多，才發現這個＂台灣＂，事實上被認同與觀看的角度，有時卻讓我很錯亂。

有一次在美國入境時，入境表格上我寫下R.O.C，撲克臉的徐娘官員瞪瞪我，說，這哪裡，我解釋「this is the country name of Taiwan」，結果她竟然批哩啪拉以我有一格沒有填到為理由，把我趕到一邊兒去，然後跟一堆墨西哥人等了十多分鐘，才被其他的移民局官員發現，看看我的護照跟表格，趕緊讓我去工作人員專用的櫃檯快速通關。

在奧地利玩耍時，去租腳踏車，表格上的R.O.C一樣被管理員質疑，「China? A Province of Japan?」（可惡，比較白就老是被外國人認成日本人）。

OK，我後來乾脆說，I’m a Chinese Born in Taiwan。

而開始去北京工作，相對位置一拉開，才發現這個被那些先輩們信誓旦旦，不惜以生命護衛之的名稱，是多麼弔詭而有趣。

在北京首都機場入境時，面對寫著＂中國公民＂跟＂外國人＂的兩邊窗口，其實是煞費思量的，不少去演出的朋友後來都不乏跟我抱怨排錯隊的狀況。是的，我們是可以去排＂中國公民＂的，從今年開始，「包括臺灣居民及華僑在內，中國公民免入境登記」，入境通關更是方便，不知不覺中，我們就被歸為是一類的人了。

但在外邊看起來，好像又不是這樣，像是入境美國時，中國旅客或是旅行團接受盤問的時間都比台灣人久；而在《台北京之比賽》中，呆過台灣的日本球迷說，台灣人對他很好，但是中國人讓他感覺，「他們知道自己是大國的人。」

台灣跟中國，如此近又如此遠，那種在近年來尤其快速被修正的印象與認同，對我來說感覺格外深刻，尤其在開始去北京工作之後，每次回台灣，只要不小心講話忘了調整詞彙，就會被朋友笑，「妳這個大陸妹！」，有時還真的有點兒錯亂。

《台北京之比賽》中，就從幾場運動比賽的角度，探討兩岸有趣的文化認同關係，像是在棒球賽時，問台灣球迷如果中國隊對日本隊，會幫誰加油，結果一票年輕球迷都說日本（只有一個可愛的、台灣國語的媽媽說應該支持中國），而後半段在二○○六年經典棒球賽時，台灣對中國的一場比賽，更是點題的有趣紀錄。

照理來說，運動跟文化，應該都是自外於政治的，而我也記得二○○四年時，前半段在台北、後半段在北京看奧運的感覺。

前半段在台北，很沒有默契的明星隊連初賽都沒進就被淘汰了，後半段因為談劇展，在北京友人處寄居了兩週，每天都半夜熬夜跟著他們一起看劉翔看女排看跳水，當得到金牌的那霎那，我竟然奇異地感覺，我亦是一起驕傲著的。

而前些天，台北以矮化的理由，拒絕了奧運聖火。

這兩部片的導演鍾權，恰巧人在北京隨著奧組委側拍了在北京發布聖火路線時的發布會，他說，在講到台北時，很多人大力鼓掌，感覺得出來，其實對於台灣，那兒的人是歡迎多過敵對的，而更想了解，是我在那兒碰到的朋友的普遍感覺。

或許這個「更想了解」的動機，是來自於流行音樂，是來自於偶像劇，是來自於王文華瓊瑤三毛，就像《台北京之過客》中，那群追逐阿妹的死忠卷舌歌迷，但不管怎樣，建立在文化上的共鳴是不能割捨的，也就像我想要辦劇展一樣，讓彼此看見先，才有更多了解的可能。

導演鍾權很聰明地用比賽與流行文化的觀點，記錄著這一代兩岸的斷裂與認同，除了入選首屆雲門舞集的流浪者計畫，去年公視也曾經播映過這兩部片子，再過不久的金穗獎，導演將會回台參展，也正在與影音發行商洽談公開販售發行，在此誠摯推薦，這是我們這一代，躲也躲不掉的命題。

當然，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過程中也一定還有很多要背負台灣二字的辛苦，就像我看到《台北京之過客》中，一個隨便上海黃牛對著鏡頭很不禮貌的推擋，或是對著鏡頭說，「走！走！台灣佬！」，竟然有想哭的衝動，這兩岸猿聲啼不住的路，我們這一代還有得走哩。

竄改前輩的詩，作為註解。
「聖火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圖片取自台北京之部落格http://onefilm2.spaces.l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