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幾個小時我就要去機場了。
行李收得差不多，雖然已經留下了足以把這邊當第二個家的衣鞋雜物，但行李仍然重得讓我頭痛。
壞掉待搶救的電腦、新入手的Wii，一堆或許跟結案有關或許跟結案無關的印刷品（可惡我還得穿著細跟高跟鞋背著十公斤的書。），盤（盤盤盤盤），某個覺得自己很菁英但是收行李不怎樣菁英害我得扛回去的團的戲服，還有，一堆越來越難消化的，關於這個城市與那個城市，的難以割捨與很想逃離之間的尷尬。
昨天晚上，拍過《台北京之過客／比賽》的年輕紀錄片導演鍾權在南鑼鼓巷的紅沙發上突然丟給我一個問題，「妳愛台北還是北京？」
愣住。
隨著回台灣兩年多，與這幾年間兩邊的頻繁來去，這個問題某程度，變得越來越尖銳。
當年來北京時，朋友比現在少得多，生活比現在不方便得多，但是，當年也年輕得多（天啊將近七年前耶。），加上從小到大沒離開家的新鮮感，完全沒有概念就悶著一頭闖過來了，從最外圍、根本是蘇武牧羊的迴龍觀（當年連輕軌都還沒建好咧），一路搬搬搬，最後離開前長住的地方，跟中南海只有幾步之遙，跟這城市的關係，似乎是進入某種修成正果的親暱。
但當時，卻義無反顧地，自以為浪漫地，轉身離開了。
離開，離開高薪的工作，離開權力，離開好吃但肥死人的水煮魚，因為一種完全不切實際的唐吉軻德幻想，回到一個自以為是從小熟悉的溫暖懷抱。
可是故鄉彼時反而變成他鄉。
剛回台北，從小吃這吃那從來沒有過敏的皮膚，竟然會半夜爆癢起紅疹，凌晨三點一個人跑去醫院掛急診，醫生說，是因為從太乾的地方回到太濕的地方所以起的脂漏性皮膚炎；搭公車會迷路，做義工沒有錢，跟的導演又不管人死活，從來不會幫忙介紹case，有一點點薪水的案子竟然是從未謀面的友團行政介紹；連看個排回來經過捷運工地，NB都會從摩扥車上跳車掉到地上，活生生眼睜睜在我們跟前被計程車壓過去，然後又因為是在內地買的，連修都一個沒門沒戶，幾經折騰，沒錢了還是得跟外婆告債買台新的（就是貼心的、壞都壞得很及時的小康兒，有革命情感的小康兒）。
甘願做，就要甘願受。這些沒什麼好叫苦的，那一年，諸位天師都說是本人這輩子最倒霉的一年，我還很阿Q地想，歐？最倒霉也還沒有到無家可歸的地步嘛。
但說沒有耗損是騙人的。
體力。純粹。對藝術家自私的容忍度。一些透明過的東西。
熱情或許還有，但能量格數已經大減了。
所以，這兩年，我想我的內在已經有點又被台北這個舒適的，精緻的，方便的，緊密的，在敦南或是信義誠品不可以說八卦的城市，噢不，是藍色小精靈的小村莊所馴化了。
如果我要的話，我可以每天去辦公室再回家不花一毛錢，舒舒服服開開心心，可以穿得漂漂亮亮腦子中盡想打折換季哪家好吃，一如無數東區亮麗女郎。
但我的生活也可能「四年前是那樣，四年後還是那樣」（鐘權形容他來北京前後，回台北見老朋友的感覺。）
每天努力上班努力賺錢，必看商周跟壹周刊以免沒有八卦共鳴，週末找台車去陽明山去淡水去貓空（啊現在可能多一個在家開Wii趴梯的選擇），焦慮全球化與中國崛起，生活的點線面不外乎誠品跟華納威秀外加新光三越。
這樣的生活其實沒什麼不好，真的。起碼不會搞死自己。
但是，回不去了。
當在北京看見太多那種為了夢想上路的人（如在西藏開學校的張莉），看見這個城市雖然有點暴發戶但是還是很驚人的大量大量新大（真的很大）樓，看見這裡不停不停不停在改變的動線與氣質，
很難直把杭州當汴州呀。哎。
但，這個城市過大與過於荒疏的距離，還有人跟人之間需要花上十倍力氣與聲量溝通的不便，也讓我實在忍不住地疲倦起來，已經到了飛機一落首都機場的地就會自動神經繃緊，肩膀變硬的狀態了。
前日跟朋友約碰面，朋友傳來的地址其實有誤，「北土城西路」寫成「西土城路」，因此出租車在三環邊上繞了兩大圈，還是沒找到簡訊中的地址，結果，我除了想乾脆轉頭裝死回家算了，話也越講越大聲，講到後來，竟然一開口眼淚就流下來。
其實誰都很無辜，誰都沒錯，師傅也很努力，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冒火。
當然有可能是太累了。但是北京的大，現在真的令我疲倦。
但也因為這樣的大，只要太陽一出來，那大藍天永遠又會要人作夢，即使已經到了更該踏實認命庸俗的年紀了。
這實在很矛盾。
我不知道，就很像《ZODIAC》中，被卡在三維空間與四維空間，「就像卡在哆啦A夢任意門上」的殺手，看起來老神在在，其實根本只是一個掛念家中花毛衣的Mammy’s Boy，但就是，回不了頭了。
連來北京，大家都說，「妳回來啦。」
我到哪兒，都是回去，也是離開。
參考：鍾權的《台北京之過客／比賽》久聞大名，此次因劇團商請他來幫忙錄影有幸認識，相關報導：http://www.mass-age.com/audio_article.php?id=756
行李收得差不多，雖然已經留下了足以把這邊當第二個家的衣鞋雜物，但行李仍然重得讓我頭痛。
壞掉待搶救的電腦、新入手的Wii，一堆或許跟結案有關或許跟結案無關的印刷品（可惡我還得穿著細跟高跟鞋背著十公斤的書。），盤（盤盤盤盤），某個覺得自己很菁英但是收行李不怎樣菁英害我得扛回去的團的戲服，還有，一堆越來越難消化的，關於這個城市與那個城市，的難以割捨與很想逃離之間的尷尬。
昨天晚上，拍過《台北京之過客／比賽》的年輕紀錄片導演鍾權在南鑼鼓巷的紅沙發上突然丟給我一個問題，「妳愛台北還是北京？」
愣住。
隨著回台灣兩年多，與這幾年間兩邊的頻繁來去，這個問題某程度，變得越來越尖銳。
當年來北京時，朋友比現在少得多，生活比現在不方便得多，但是，當年也年輕得多（天啊將近七年前耶。），加上從小到大沒離開家的新鮮感，完全沒有概念就悶著一頭闖過來了，從最外圍、根本是蘇武牧羊的迴龍觀（當年連輕軌都還沒建好咧），一路搬搬搬，最後離開前長住的地方，跟中南海只有幾步之遙，跟這城市的關係，似乎是進入某種修成正果的親暱。
但當時，卻義無反顧地，自以為浪漫地，轉身離開了。
離開，離開高薪的工作，離開權力，離開好吃但肥死人的水煮魚，因為一種完全不切實際的唐吉軻德幻想，回到一個自以為是從小熟悉的溫暖懷抱。
可是故鄉彼時反而變成他鄉。
剛回台北，從小吃這吃那從來沒有過敏的皮膚，竟然會半夜爆癢起紅疹，凌晨三點一個人跑去醫院掛急診，醫生說，是因為從太乾的地方回到太濕的地方所以起的脂漏性皮膚炎；搭公車會迷路，做義工沒有錢，跟的導演又不管人死活，從來不會幫忙介紹case，有一點點薪水的案子竟然是從未謀面的友團行政介紹；連看個排回來經過捷運工地，NB都會從摩扥車上跳車掉到地上，活生生眼睜睜在我們跟前被計程車壓過去，然後又因為是在內地買的，連修都一個沒門沒戶，幾經折騰，沒錢了還是得跟外婆告債買台新的（就是貼心的、壞都壞得很及時的小康兒，有革命情感的小康兒）。
甘願做，就要甘願受。這些沒什麼好叫苦的，那一年，諸位天師都說是本人這輩子最倒霉的一年，我還很阿Q地想，歐？最倒霉也還沒有到無家可歸的地步嘛。
但說沒有耗損是騙人的。
體力。純粹。對藝術家自私的容忍度。一些透明過的東西。
熱情或許還有，但能量格數已經大減了。
所以，這兩年，我想我的內在已經有點又被台北這個舒適的，精緻的，方便的，緊密的，在敦南或是信義誠品不可以說八卦的城市，噢不，是藍色小精靈的小村莊所馴化了。
如果我要的話，我可以每天去辦公室再回家不花一毛錢，舒舒服服開開心心，可以穿得漂漂亮亮腦子中盡想打折換季哪家好吃，一如無數東區亮麗女郎。
但我的生活也可能「四年前是那樣，四年後還是那樣」（鐘權形容他來北京前後，回台北見老朋友的感覺。）
每天努力上班努力賺錢，必看商周跟壹周刊以免沒有八卦共鳴，週末找台車去陽明山去淡水去貓空（啊現在可能多一個在家開Wii趴梯的選擇），焦慮全球化與中國崛起，生活的點線面不外乎誠品跟華納威秀外加新光三越。
這樣的生活其實沒什麼不好，真的。起碼不會搞死自己。
但是，回不去了。
當在北京看見太多那種為了夢想上路的人（如在西藏開學校的張莉），看見這個城市雖然有點暴發戶但是還是很驚人的大量大量新大（真的很大）樓，看見這裡不停不停不停在改變的動線與氣質，
很難直把杭州當汴州呀。哎。
但，這個城市過大與過於荒疏的距離，還有人跟人之間需要花上十倍力氣與聲量溝通的不便，也讓我實在忍不住地疲倦起來，已經到了飛機一落首都機場的地就會自動神經繃緊，肩膀變硬的狀態了。
前日跟朋友約碰面，朋友傳來的地址其實有誤，「北土城西路」寫成「西土城路」，因此出租車在三環邊上繞了兩大圈，還是沒找到簡訊中的地址，結果，我除了想乾脆轉頭裝死回家算了，話也越講越大聲，講到後來，竟然一開口眼淚就流下來。
其實誰都很無辜，誰都沒錯，師傅也很努力，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冒火。
當然有可能是太累了。但是北京的大，現在真的令我疲倦。
但也因為這樣的大，只要太陽一出來，那大藍天永遠又會要人作夢，即使已經到了更該踏實認命庸俗的年紀了。
這實在很矛盾。
我不知道，就很像《ZODIAC》中，被卡在三維空間與四維空間，「就像卡在哆啦A夢任意門上」的殺手，看起來老神在在，其實根本只是一個掛念家中花毛衣的Mammy’s Boy，但就是，回不了頭了。
連來北京，大家都說，「妳回來啦。」
我到哪兒，都是回去，也是離開。
參考：鍾權的《台北京之過客／比賽》久聞大名，此次因劇團商請他來幫忙錄影有幸認識，相關報導：http://www.mass-age.com/audio_article.php?id=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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